军国歧途之日本帝国“光荣孤立”

1933年4月，日本赴国际联盟全权代表松冈洋右从瑞士日内瓦回到东京。因为他刚刚态度强硬地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深得国内民心，大批老百姓聚集火车站迎候，而松冈洋右就像凯旋的将军一样从人群中走过。

但面对喧嚣的民众，他竟无一丝喜色，反而特地作了一番道歉声明：“没能让（世界各国）理解日本的立场，我是个失败者，对不起国民。”

众所周知，日本之所以退出国联，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看上去不利于日方的报告结论。受国联委派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的原英属印度总督李顿，在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中称：“九一八事变”不算日方一再声称的“自卫行为”“满洲国”脱离中国独立，不是当地人民的想法，而是外来的日军以武力强加。

尽管李顿报告中话锋一转，作出如下表述：国联尊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权、经商权，并建议在保持中国主权前提下，建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联派专人指导；中国东北成为非军事地区，国联设立特别警察署维持治安；中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显而易见，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联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毕竟远东只有这么一个强国，需要让它打头阵，拖住新生的共产主义苏联，况且1929年大萧条之后，欧美各国元气尚未恢复，也没有足够能力压制日本。正如当时日本陆军省干部铃木贞一所言：“国际联盟无非是在言论上吵吵闹闹，不会拿出力量来攻击我们。”

日本强硬派一方面加紧将“满洲国”这锅生米煮成熟饭，一方面高调退出国联，在一般易受鼓动的日本民众眼中，无疑大快人心。但当年的日本内阁，除外相内田康哉外，几乎全员反对退出国联。松冈洋右远赴日内瓦的最初使命，并非退出国联，而恰恰是要极力保住在国联的位置，设法寻求“九一八事变”后有利于日方的和解方案。

1932年12月召开的国联大会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饱受各方指责，唯有英、法两大国代表对此轻描淡写。似乎是受此微妙暗示鼓舞，松冈洋右在以英语发表的演讲中，居然将日本比作耶稣，高喊“虽然欧美国家要将20世纪的日本在十字架上凌迟处死，但正如耶稣在后世会为人所理解一样，日本的正当性也一定会在日后得以彰显！”

这篇奇谈怪论，意外地收到效果，不少国家代表惊叹松冈洋右过人的英语能力之余，更对日本产生了同情。紧接着，日方在国联会场上播放了南满洲铁道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大力宣传日本“合并”了台湾与朝鲜之后，当地生活条件如何获得飞跃。影片终了，连一向反对日本行径的捷克代表都拍手称赞。

眼见国际舆论风向转变，英国外相约翰·西蒙私下找到松冈洋右，以李顿调查报告为底本，提出一份对日方作更多让步的妥协案：将“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争议从国际问题转化为地区问题；联合几个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共同建立委员会；“满洲自治政府”成立后，聘用日本人作为军事顾问。

西蒙外相明确表态：无论日方接受与否，英国都会积极推动这份提案在国联大会上通过。

在此紧要关头，日本关东军突然在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进军热河省（今内蒙古、辽宁、河北各一部，以承德为省会）。一旦日方接受英国提出的妥协案，此次出兵等同违约，日方将会受到国联制裁。

此类事件若发生在国内政局较为正常的国家，政府下令撤军就完事了，但在当时的日本，军部日益独断独行，外务省对此束手无策。军方强硬派连首相都敢暗杀，更别提外务省官员了。

这时候，外相内田康哉致电松冈洋右，要求他继续观察国联动向，力争促使国联停止干涉“满洲国”问题。松冈洋右接电后大为光火，发牢骚说：“不顾已有成果，一味要求国联不插手，这种事情政府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吧！”

事已至此，夹在军部与国联之间的日本外务省想出一条“妙”计：干脆退出国际联盟！国联再厉害，总不能制裁一个不再陪你玩的国家吧？

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一旦国联大会通过李顿调查报告，日本就退出国联。结果2月24日大会投票时，45名国联成员中，有42张赞成票，日本彻底败北。于是松冈洋右在会场上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带领手下“愤然退场”。

从事后的历史走向来看，松冈洋右“洒脱”地走出国联大门那一刻，日渐膨胀的日本帝国选择了自认为“光荣孤立”而其实是一意孤行的不归路。

“军国歧途”，至此终于再无任何机会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