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之死
2018-04-28 08:24 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明确了谭嗣同的革命之志,再来看他的转向。不难发现,从革命转向改革,在康有为身上,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可循,在谭嗣同身上,其轨迹并不显著,哪怕在戊戌变法期间,改革犹未彻底压倒革命,而表现为平行关系,右手改革,左手革命,以革命的思维和手段推行改革,最终则放弃改革而回归革命。基于此,也许我们该慎用“转向”一词,可换作“周旋”“徘徊”等。这既是谭嗣同在戊戌年的两难心境,同时也为他的死亡埋下了伏笔。

种种纠结,可从徐致靖的奏折说起。1898年6月13日(农历四月二十五),即戊戌变法开幕后两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举荐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等五人,建议光绪皇帝将他们“或置诸左右,以资顾问;或进诸政府,筹措新政”。其中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是日,光绪发布上谕,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由当地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署查看具奏。

当时谭嗣同正在湖南办新政,接旨之后,权衡再三,终而决意应征北上。揣摩这背后的原因,一是湖南新政在保守派的压迫与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摇摆之下举步维艰,几至四面楚歌之境,迫使他不得不另辟生路,他在致妻子李闰信中写道:“……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由“绝处逢生”四字,可知新政状态之危;二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召唤,他对康有为一向顶礼膜拜,称“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比作“一佛出世”,“只能以师礼事之”;第三点,则是政治策略的转换。

这一时期的谭嗣同,正可谓徘徊于革命与改革之间。他虽应征,却不代表认同改革。唐才质(唐才常之弟)《戊戌闻见录》云:“复生七丈奉电旨,同心者皆庆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怿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欤?”——谭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称“七丈”。唐才质认为谭嗣同接旨之后不大高兴,原因是“遇泰思否”,未免低估了他。他的“不怿”,更多源于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继续革命,一时难成;投身改革,有违本心。那么该如何抉择呢?《戊戌闻见录》又云:“复生七丈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唐才常)为饯行。酒酣,复生七丈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已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这似乎有些改革与革命两手抓、两全其美之意,实质则是两难。

关于谭嗣同应征北上,历来有两种诠释。一种认为,谭嗣同舍革命而取改革,因为此时此刻,革命难而改革易,避难趋易,人之常情,虽属功利主义,却足见他对改革的期盼。如唐才常致欧阳中鹄信中云:“黄、谭奉旨敦促,新党之气益张,湘事虽小坏,不足为忧。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中国至此时始颇有日本明治初年气象。”唐才常是谭嗣同的知己,他这么说,自有分量。此后谭嗣同转道武汉,拜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他怎么不搞民权了,他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说白了,既然改革比革命容易,为什么舍近而求远呢?

另一种认为,谭嗣同自始至终,只把改革当作手段,终极目的还是革命。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曾编《谭嗣同书简》,他在序中写道:谭嗣同严重不满于清政府,“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按肖汝霖记载谭嗣同之言:“与其奔走呼号,而莫之或应,何如假政治以牖进我民也。”牖即窗户,此言大意是借君权而行民权。章士钊视谭嗣同为革命派,称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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