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谭嗣同
2018-04-21 10:44 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报

判定康有为是革命派,也许会有争议,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措辞,称其像一个革命派,或者说具备革命思维。相形之下,把革命派的标签贴在谭嗣同身上,无须一丝犹疑,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派,连革命党大佬都愿为之背书、认证。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道:“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这则直接把谭嗣同纳入革命谱系,并视之为源头,推许之高,有如革命先驱。

若谓黄兴之言有“湖南人共同体”之嫌,我们且来观测谭嗣同其人。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派系,标尺大体有二:观念与行动。所谓察其言而观其行。谭嗣同的政治观之要义,归结起来,一是反传统,二是排满,三是兴民权,四是以流血为手段。这四点,除了兴民权与康有为相近,其余三点,二人皆判然有别。譬如说,康有为宣传民权,依然要“托古”,假借孔子之名,虽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不过终究难以割舍,谭嗣同则不然,他的代表作《仁学》,以摧枯拉朽、犁庭扫穴之势,把中国传统一扫而空之,试看这样的言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如此论调,康有为再极端,怕也写不出来。顺道说一句,谭嗣同的歇斯底里,近乎时代气质,如严复论中国风气:“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再说排满。康有为号称“保中国不保大清”,暗含排满之意,不过终未明示。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说,谭嗣同《仁学》“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话说《仁学》一书,不仅排满,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几乎都在批判、排斥之列。因其过于激进,故而成书之后,不敢刊行,“著成后,恐骇流俗,故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那么这本书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呢?谭嗣同就义之前,把《仁学》书稿托付给梁启超。1899年,梁启超将书中部分章节刊于《清议报》,并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表示:“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当时以开明著称的张謇,则斥《仁学》“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这两种论调,貌似对立,实则指向同一点。

《仁学》的贡献,即在激进批判,论及建设,则无足观——以谭嗣同的性情与学力,注定难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代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物,没有人比他更勇猛、更激切。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钱穆称颂谭嗣同,有其个体缘由。这个无锡的退学生在十六岁那年冬天,偶见《仁学》,读之大喜,于是剪掉了极具象征意义的辫子,以示与清朝一刀两断。由此可知《仁学》之于排满革命的魔力。

继续说谭嗣同与排满。《仁学》之外,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主持时务学堂期间,“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提到的这两本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主旨是批判君主专制,对应民权革命;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清军占领扬州、屠城十日的滔天罪行,以致有清一朝,都是禁书,给学生读这本书,“令人发指眦裂”,则在激发排满之心,对应种族革命。在当时,后者最是犯忌,容易授人以柄,曾廉上书弹劾梁启超,便拿他秘密传播《扬州十日记》说事。

革命讲究手段。说到这里,则显出了谭嗣同与康有为的最大区别。我们说过,康有为的革命手段,一是宣扬民权,二是创办学会,三是筹划腹地(湖南、陕西等)自立。这三点,俱在谭嗣同的革命蓝图之中,有些环节,甚至更进一步,譬如他和唐才常在湖南开南学会,有意作为国会、议院的试验田,“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除此之外,康有为纯属书生,其革命之要旨,端在造势,谭嗣同则是豪杰,他的革命理想,已经上升到暴力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高度。试看《仁学》所论:“故华人慎毋言华盛顿、拿破仑矣,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若其机无可乘,则莫若为任侠,亦足以伸民气,倡勇敢之风,是亦拨乱之具也。”戊戌年五月,他在致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写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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