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派”到“改革派”
2018-04-07 10:30 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报

1902年1月,康有为复信赵必振,谈及这些年来的思想转型。戊戌年前,“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此即“保中国不保大清”,可谓典型的革命思维。戊戌年中,他忽然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意识到“圣上之英明”——信中说,他开保国会的时候,还不知“圣主之挺出”,军机章京陈炽告诉他:“皇上实英明通达,过于群臣。”他答曰:“此真军机颂圣之言,吾不信也。”待他觐见光绪,“既见圣明,乃知出于意表”——而且光绪愿意“决开议院,授民以权”,使他感恩涕零,愿为效死,从而转向改革。他还谈起谭嗣同的经历,谭嗣同接到军机章京的任命,从湖南到北京,在武汉中转之时,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这则有些“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思,只要能行民权,救中国,自下而上革命与自上而下改革,皆可一试。

信中还提到,当时只有他和谭嗣同明白权变之理,属于“得乎时者”,其余同志“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旧论者,民权也,革命也。变法期间,他给在日本神户《东亚报》供职的侄子康同和写信,称“……圣人发奋为雄,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我现奉旨专折奏事,此本朝所无者),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有,此千年之嘉会也”,告诫康同和等人:“今与汝约,所有各报,以救中国为主,而于偁及国家、皇上及满洲,说话皆应极谨。皇上圣明如此,多为颂美之言、期望之语。今守旧者多,非言民权议院之时,此说亦可勿谈。且述我言中国非开议院之时,开郡县省会民会则可也。”(1898年7月19日)从这番谆谆告诫来看,此时他的同志依然在高谈民权,“大为满人所忌”。是以他对赵必振说,戊戌变法的败因可分作两层,“虽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

关于康有为从革命向改革的转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提出另一种解释:

中国倡民权者以先生为首 (知之者虽或多,而倡之者殆首先生) ,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以为中国积数千年之习惯,且民智未开,骤予以权,固自不易:况以君权积久如许之势力,苟得贤君相,因而用之,风行雷厉,以治百事,必有事半而功倍者。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若夫民主制度,其期期以为不可。盖独有所见,非徒感今上之恩而已。

大意是,康有为转向改革,不仅出于“感今上之恩”,还出于对国情的判断,由于“民智未开”,不宜即刻推行民权。这连马后炮都谈不上,而是典型的政治谎言。戊戌年前的康有为,一直在高呼民权,主张“骤予以权”。不过,梁启超有句话说对了,“故先生之议,谓当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这的确是康有为的权变。由此亦可知,哪怕康有为得到了光绪的赏识,其目标还是民权。

与此相应,我的一个推断是,康有为彻底转向改革派,不是发生在戊戌变法期间,此时无论观念还是手段,他依旧滞留于革命阵营,而是发生在变法失败之后。一般而言,改革不成,证实渐进之路不通,将推向改革派投身革命洪流,在康有为身上,表现恰恰相反。

康有为的转向,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据冯自由《革命逸史》,变法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其时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遂在日本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的斡旋之下,与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事宜。陈少白“痛言满清政治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康有为则答道:“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这可视为对革命的明确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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