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的改革
2018-03-31 09:11 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称康有为领导改革,也许有些争议。而今有一种论调,坚决否定康有为之于戊戌变法的领袖地位,认为当时康有为官止于五品,仅受光绪皇帝召见一次(1898年6月16日),所上奏折,据邝兆江先生考证,“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最关键的是,他与光绪皇帝的关系,并不像以往所判定的那么密切,光绪赏识他的才学,爱读他编写的书,不过只把他当作智库或宣传型人才,故而既未大用,亦非重用,变法初期,还下旨让他到上海督办《时务报》,并置于孙家鼐治下(1898年7月26日),这即便谈不上疏远或放逐,却也显示了他在光绪心中的地位,绝非心膂股肱,举足轻重……如此种种,哪里该是一个领袖所享受的待遇呢?

这些都是事实,毋庸置辩。我想推敲的是“领导”或“领袖”二字。如果仅仅将戊戌变法视作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一场政治运动,结合帝制社会权力运作的逻辑,那么领导人只能是光绪皇帝,但是,一旦开始追问,光绪的变法思想从何而来,大清朝野的变法风气从何而来,康有为的作用便呼之欲出,如变法期间梁启超致夏曾佑信中所云:“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流览,因摩出电力……”要言之,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最大贡献,可谓造势或开风气,他所扮演的角色,可比作设计师或吹鼓手。须知国事之成败,有时正在于一个“势”字,相比借势、顺势,造势往往更难,因此价值更大,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英雄,能造时势,康有为及其同志,便属后者。就此而言,称他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未尝不可。

书生造势,唯舌与笔,“一言而兴邦”“一支笔可抵三千毛瑟枪”云云,虽嫌夸张,却充分呈现了舌与笔的巨大力量,其力量,表现为观念,激发于人心。具体说来,康有为们的造势手段,包括上书、开学堂、办报纸、编书籍等,此外还有一种,即成立各种学会,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这一招极具杀伤力,不仅因为抱团或结社易于成势,还得注意这些学会所网罗的人物。拿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来说,晚清政坛各路大佬、庶几一网打尽,张之洞、翁同龢、李鸿藻等均表支持,李鸿章欲捐款而遭拒绝,当时尚属后起之秀的袁世凯则是会员之一。不管这些人愿意出钱还是出力,有他们站台,便可成就人气和人心——所谓造势,营造的是舆论,开启的是风气,撼动的正是人心。

与此相应,时人对康有为的评价,不论赞美或批判,要点几乎都是风气与人心。1898年4月14日,汪大燮给汪康年写信,谈到康有为在保国会的演讲,“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并引用张元济对康有为的观感:“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戊戌变法爆发之后,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转而为康有为辩护:“……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再看彼时针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之辞:“惑世诬民,非圣无法”“摇惑人心,混淆国是”“煽惑人心,致于众怒”等,关键词都是“人心”。联系造势与人心的关系,这正可以回答为什么说康有为是造势者。

然而,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贡献,仅止于造势二字。他擅长的是呐喊,缺乏的则是汪大燮信中所云的“办法”,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来讲,可谓长于空谈,拙于实干。这背后的原因,第一在于康有为及其同志大都是青年书生,并无多少政治经验,试看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论定,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教育家,与其说是实行者,不如说是理想者(《南海康先生传》),这种人,进入政治实践,不免举步维艰;第二在于康有为的政治立场,模仿梁启超的语气,在戊戌变法启动之前,与其说康有为是改革派,不如说是“革命派”——“革命派”不是不能为改革造势,因为没有革命的压力,则无改革的动力,其政治效应也许优于改革派的造势——甚至在变法过程当中,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本性难移,依然在使用“革命派”的话语和思维模式,以此来推行改革,必将流于激切与专断,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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