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权术
2016-08-22 15:48 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袁世凯好用权术,以“不学有术”著称。张之洞补充道:“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通常说一个人,尤其政治人物,有权术,精于权术,大体而言,不是正面评价。不过需要注意,权术的负面化,问题不在其本身,而在所依托的权力和政治环境。当权力不受制约,政治坠入黑箱或密室,权术势必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令人谈之而色变;反之,如果能把权力关进铁笼,那么权术的副作用则将遭到限制,甚至有可能被纳入正道,利大于弊。说白了,权术乃是工具,不妨视作中性词,它的利弊,取决于为谁所用、怎么用,最根本的一点,在于运用的语境或土壤。也许正基于此,先贤并不排斥使用权术,而讲究有经有权、有学有术,能成大事者,往往二者并举,不可偏废,倘若只居其一,譬如有学而无术,则缺乏行动力,有术而无学,则缺乏方向感。

  我们不忙论定袁世凯,且说他善用权术的故事。其权术源自古人,并无多少创新。譬如(驾)驭人,还是传统三板斧:结之以恩义,厚之以爵禄,威之以刑杀。然而运作起来,往往令人侧目。王锡彤是他的幕僚,帮忙经营实业。据王氏《抑斋自述》,1909年底,王锡彤从北京回到河南彰德,向袁世凯述职。袁见面即问:“北行半年矣,归里省亲乎?老人倚闾望久矣。”王答:“过女公子喜期当归里。”袁道:“尚有数日之隔也。彰、卫火车道一小时可达,何不归里一视。昔余自朝鲜归,母夫人在堂,他皆不顾,惟匆匆归省。李文忠公骂余曰:忘八肚中一根枪,归(龟同归)心似箭。余一切不顾,惟急于见母耳。嗟乎,人生有母乐也。”随即“呼左右备珍食数事,送王老太太”。王锡彤由是感慨:“余此时感激之忱,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公能体贴人心至此,宜乎收揽英雄,人人乐为效死。”

  此即典型的“结之以恩义”。 袁世凯这一招,对症下药,高明之至。因为王锡彤一不爱权,二不贪财,三不好名,却是大孝子,惟母命是从,他加入袁世凯幕府,正有赖其母一言而决。对于这种人,大官小官,金山银山,都不如“北行半年矣,归里省亲乎”这一句嘘寒问暖好使。从另一面来讲,这也体现了袁世凯的洞察力,招揽王锡彤不久,便知其人性情与好恶。

  若因王锡彤系袁世凯幕僚,说服力有限,再看一例。隶属进步党的林长民,显然不是袁世凯的人马,一度还是政敌。帝制发动之初,林长民任参政院秘书长,其父侨居上海患病,他到总统府请假,袁世凯“极致殷勤,命车送人参鹿茸皮货诸珍之属约值二三千金,俾为老人颐养”。“林至沪不二旬,乃翁病殁,循例发讣,并撰哀启,以告于袁,袁赙赠银三千元。长民治丧毕,入都销假,至新华宫稽颡致谢。袁氏扶起慰藉,背诵林氏哀启,自始至末,随诵随流涕,一语不遗。长民惶悚,伏地叩颡不已。袁氏复拭泪扶而送之。长民自此于参政院惟袁氏之颐指是使矣。林氏尝密语人曰:‘以日理万机者而于极不相涉之哀启,强记而面诵之,其责望于我已达严重之极点,不从之,即取我命矣!’”这个案例,恩义、爵禄、以及林长民担心的“即取我命矣”的刑杀,三板斧都用上了。

  驭人之外,袁世凯的权术,更多用于政事。他担任山东巡抚期间,朝廷有旨,褒奖义和团,然而他不管不顾,照旧剿办,因杀人过多,而得了“人屠”的恶名。这如何向朝廷交差呢?袁世凯自有办法,他贴出告示,大意是,现在真正的义和团,扶清灭洋,精忠报国,都去了天津北京,留在山东的则是假义和团,必须剿灭。还有一说。有人问袁世凯:“上谕命保护义和拳,公何独剿之不遗余力?”他回答:“我所剿者,皆土匪假托义和拳。上谕所谓义和拳者,皆能赤身与子弹相拒,岂有应枪而倒,尚得谓之义和拳乎?”换言之,如果死在官兵枪下,则说明没有神通,必是假义和团,盗名欺世的假义和团难道不该杀吗?

  另一例,则是与日本人谈判“二十一条”。对于“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不甘就范,可是国力对比悬殊,他也不敢直接拒绝,两难之间,正考验他的权术。1915年上半年,即“二十一条”谈判期间,袁世凯穷尽手段,如借助舆论与民意、以夷制夷、反间计、拖字诀等,硬生生把二十一条砍到了十二条。哪怕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十二条,袁世凯依然不认账,而采用架空、破坏等法子。他告诉秘书曾叔度:“(1)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都买不到手;(2)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3)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近乎耍无赖,却适合对付侵略者。当这些“破坏之法”落实之后,日本人发现,最终所签订的条约“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由此来看,权术正有其妙用。

  不过,袁世凯运用权术的故事,留给后世的最大启迪,我以为不在为权术正名,而在呈现了权术的局限性。梁启超曾说袁世凯“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唯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这堪称至论。袁世凯平生行事,正以黄金与白刃——有时加上恩义——为利器。其效果的确不差,恩义笼络了一批人,黄金收买了一批人,白刃威慑了一批人,这些人中,不乏高人雅士、英雄豪杰。然而终归还有一些人,不为恩义所欺,不为爵禄所动,不为刑杀所夺,如宋教仁、梁启超和蔡锷,他们信仰的是真理,怀抱的是大义,坚守的是人格,这些都处于权术之上。换言之,权术在真理与大义面前,几乎毫无作用。执迷于权术的魔力,不是自欺,就是自误。正如侯毅所总结的那样:“项城(袁世凯)以智术驭下,误以为举世之人,皆可以威胁以利诱,故其术可以笼络千百中才,而不能网罗一二奇士,此其所以败也。”

  还得注意一点。古时法家讲究“法”“术”“势”,就后二者而论,术只是小节,势才是大道,术的力量,只能操纵二三子,势的力量,则可激荡一国风云。故而权术大师的眼光,往往不在术而在势,他们大都擅长借势,更高明的人,还能造势。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出山,拨弄清廷与革命党相争,坐收渔翁之利,便是借势的典范。不料数年以后,他竟复辟帝制,逆流而动,则成了势的敌人。哪怕他的术再多,与世界大势对抗,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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