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在被一大帮投机客玩坏

在中国新经济领域，一个黑色幽默是：共享经济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最后竟被当成问题解决了。

1978年，当美国两位社会学教授马科斯·费尔逊、琼·斯潘思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共享经济”的概念时，便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浪漫。

所谓共享经济，是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本质是整合线下闲散物品等公共资源，以此增加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浪费。 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迅猛发展为其风行于世提供了可能。

请注意，这不是慈善，而是生意——一种貌似充满道德感、责任感，洋溢着公益精神的高级生意。

2017年夏天，当文明古都北京推出一种叫共享马扎的新型生意时，却招致公众普遍的质疑，甚至有网友冷嘲热讽：坐共享马扎，等共享婆娘。

还有一件令首善之区居民有些羞愧的事，对这个充满道德光芒的生意完成致命一击：第一天就丢掉一半多马扎,据信是被顾客偷走了。此前，中国两家共享单车企业因许多单车被顾客顺走而关停了业务,一家共享雨伞企业也在7月沮丧地宣布许多雨伞丢失。

怀着天使般的心愿，最终由于各种准备不充分，却暴露了人内心深处的魔鬼，人世间的悲剧莫过于此。

如果按照40年前美国人的定义，再结合Uber、Airbnb等共享经济优秀代表的实践，就会发现除并购了Uber中国的滴滴在发展的前期秉承共享初心之外，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的后起之秀们大都偏离了轨道。

以共享单车为例，比参差不齐的公德水平和城市管理规则滞后更可怕的是，这场立志解决城市最后一公里出行困局的投融资浪潮呼啸而起，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盈利模式——除了挽救了一个又一个濒临倒闭的自行车制造商。

从这个角度上说，滴滴要强一些，毕竟与更主流的汽车挂上钩，在占尽共享经济先发优势的情况下，在圈了巨额资金后，迫于天量债务的压力，开始向一个重资产的汽车租赁巨头过渡——当然，它宣布了更多激动人心的计划，不过现实一定会提醒企业的决策者：盈利比继续画饼重要。

在滴滴积极养车养司机来顺应政府管理要求，形成垄断后不再补贴顾客后，更关键的是根本无法突破现阶段大都市的户籍围城——不再使用外地司机和车辆后，早已背离了共享的初衷，与被贴上垄断、传统的、低效的旧式出租车公司越来越像自家兄弟。

手里掌握了巨资的滴滴尚且有机会活成自己曾经无比憎恶的样子，成为汽车租赁市场一个高喊新锐口号做着传统买卖的利益攸关方，共享单车似乎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在一个汽车社会高速发展的社会，借助环保概念，以便民利民的姿态登场，试图将一个注定走向小众的夕阳产品重塑辉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此得民心的事情理应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去获得政绩和顺应民意——像一些西方政府那样。然而，中国地方决策者主要的精力大都放在完善公共交通尤其是修筑地铁上。毕竟，补课仍是快速膨胀的城市第一要务。而且从实现有限公共资源下的有效管理的角度，地铁和公交显然要比自行车更易达成。你只需要看看北京路口不时出现的、如飞蝗般闯红灯的电动车就会懂得。

即使如此，这仍是一件积德的事情——前提是保障公众最大的福祉，并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不幸的是，在寸土寸金的都市，仅仅停车管理都足以将共享单车运营者逼上绝境。其混乱状况已成为当下都市管理部门出手规范横尸遍野的单车的直接推手。

从商业上，共享单车几乎在更低层的生态链上重复滴滴的老路：编织故事——资本推动——烧钱补贴——吸引用户——疯狂圈钱。可惜，到现在为止，头脑清晰的业内专家无人找到其盈利模式——虽然这场资本游戏仍在继续，但无疑已到强弩之末。

继共享单车、共享汽车之后，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享雨伞等共享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并成为新一轮资本追捧的“风口”，令人眼花缭乱，媒体高度聚焦。直到共享马扎的横空出世，彻底沦为公众的笑柄——它只是披着共享经济的外衣，进行了一场并不高级的营销计划，试图破解当下互联网创业中普遍存在的导流吸粉成本高昂的难题。这个难题甚至超过了马云的承受力，并成为这位明星企业家力推新零售的一个直接动因。

共享经济之所以奇葩遍地，与资本疯狂逐利、社会急功近利、创业缺乏理性、政府监管乏力、规则仍待完善都有着直接关联，值得警醒且反思。

惟愿今后共享经济不再被当成一个欺世盗名的噱头，创业家们能从维护消费者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完成真正的创新，投资家不再将寻找接盘侠作为自己唯一的使命，政府则能转变观念依法建章立制，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展现新的经济亮点。

毕竟，无论新技术多么突飞猛进，新概念多么眼花缭乱、新模式多么层出不穷，新玩家多么个性恣肆，任何商业的成功都要恪守良知，遵从常识，回到实体，尊重规律，敬畏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