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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建议一些制造业产能跨国转移?
2019-10-17 10:12 作者:付敏杰 来源:中国经营网

最近几年国际经济不断下行和国内制造业成本的持续上升,制造业企业关闭国内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地区的新闻不断,先是耐克服装加工部关闭国内工厂转移至越南,又有电子制造商富士康在印度投资建厂、转移产能。公众该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象,企业家又如何实现跨国投资的成功呢?理性是关键。

一、企业跨国转移必须足够理性、防止跟风

树挪死,人挪活。制造业是成本敏感型行业,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从四小龙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国际制造业企业大范围转移产能已历经数轮。从已有的经验看,理性的产能转移是企业布局国际市场、增加企业国际影响力和打造世界品牌的需要,也符合中国国内产业升级的方向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建设世界制造强国的政策主张,是值得提倡的。但盲目跟风并不可取。企业既有“人”的劳动力灵活性,也有“树”的不动产特征,能否挪“活”的关键,则是对发展前景、特别是成本和市场的理性考量。

这几年国内制造业不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本上涨,主要的成本是人工、土地和税收。企业人工成本的上升,换个角度就是工人工资和福利的提高。人民要美好生活、国家要繁荣富强,都离不开个人工资和福利的增加。只要企业有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做保证,工资福利提高无可厚非。我们鼓励企业不断提高技术、加强员工技能培训,在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的同时,也不断提高职工待遇。

土地成本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推进城市化的副产品。要建设更美丽繁华的城市,就得通过提高土地价格来进行土地出让和土地抵押,还要不断改变城市周边土地用途,让工厂迁移到远离城市的地方。有些制造业企业选择主动破产,是看上了迁址卖地能大赚一笔,有些则是因为有污染、不环保而被赶走。要避免这一点。不能把企业赶到大山里,又把他们赶出绿水青山。要合理产业规划区位、制定地价稳定规划,更要保持政策稳定、避免环保大跃进。不能用错误的方式方法去执行正确的政策。

税费成本的上升正在得到控制。在中国的工业税制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税费由企业缴纳,造成总体税负明明不高、企业却难以承受。很多产业转移都是考虑这一点。政府推进“降成本”的重点,就是降低企业的税费、社保等制度性成本。2019年两万亿的减税降费,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另一个角度,企业缴纳的税收,很多也会以财政支出项目的形式创造新市场和新需求,关键是真正公平公开透明。欧美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低税率的,同时在提高企业税收比重,但对企业的补贴也很多。

二、很多非会计成本可能会让企业家产生误判

企业以盈利为目标,成本并不是企业经营的唯一出发点。福耀玻璃将在美国建设新产能,是因为玻璃产品主要供应给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贴近市场需要、降低运输成本,是福耀建设新产能的出发点,这是曹德旺的理性所在。而跟风转移到东南亚的企业,很多都是有去无回,把投资“缴了学费”。“挪死”的原因是考虑的不够周全,囿于国内生产经验,对成本的估计不够全面,忽视了那些难以直接反映在会计账目上的成本。

第一个忽视的成本是宏观政治成本。与发达国家安定的政局和社会相比,发展中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政局不稳定、社会易动荡。非洲、南美和东南亚,是政治动荡最常见的地区。政治动荡和暴力事件会严重损害企业和公民财产。正如《战狼2》里面的于谦说:“12年卧薪尝胆,一朝战乱全毁了”。因为强大的国家制度,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特例。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巨大和平红利促进了市场繁荣,却往往会被很多企业家看作理所应当、想当然,以为放之四海皆准。忽视了中外制度不同、国情不同,跨国投资首先要考虑财产安全和政治制度保障。很多人把东南亚的低税率看作制度优势,却忽略了强政府能力国家主动降低税率和弱政府能力国家收不到税是有本质区别的,实际上只有强政府能力才能有效保护私人产权。许多无政府国家没有税收,只要交保护费就行,法制水平极低,也不会有政府提供任何基本服务。要避免投资打水漂,就必须加强对投资所在国的制度学习和政治形势了解预测,考虑投资可能面临的宏观政治成本、和与政府打交道的公关成本、学习和适应新财税规则的制度成本、本地的文化适应和工会成本等“国别性成本”。这恰恰是被很多企业家忽略、却导致企业破产的直接原因。

被忽视的第二个方面是与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能力相比,东南亚国家往往政府能力差,难以提供基本服务。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乏基本的安全能力。制约安全能力的重要原因,又是因为政府收不到税、雇不到人。税收以国家制度为保障、长期稳定,保护费却有可能随时翻番,前景难料。印度长期以来没有发展起强大的工业,很大程度上与本国的基础设施落后直接相关。如果境外投资是为了贴近东南亚市场,满足东南亚本国居民需要,尚可考虑;如果是为了进军欧美市场或者返校国内,则要慎重,因为落后的基础设施决定了运输成本会非常高昂。

第三个方面是国内企业往往投资规模小、不具备谈判能力。国际巨头如耐克、富士康,跨国投资经验丰富,不但足够理性、循序渐进地投资设厂,而且具有超强的谈判议价能力,可以和政府直接谈判索要巨额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但刚刚兴起的国内中小资本、中小企业并没有这种和政府直接议价的能力,也往往缺乏和有关部门直接联系的渠道。这样一堵无形之墙,是国内投资者明明看着国外有肉却吃不到、甚至损兵折将的根本原因。当然,如果能按照股权形式和跨国公司结成产业生态链,或者由地方商会出面统一谈判,境况就会好一些。

三次搬家,犹如一次失火。企业也最怕搬家、最怕折腾。企业家买“新家”之前,一定要认真考察“社区安全”“物业服务”“邻里关系”,才能让“乔迁”是“喜”不是“忧”。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孙明胜 校对:张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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