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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那个最爱我的人走了
2020-01-27 13:03 作者:程亚文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程亚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前年回老家的时候,发现通往家门口的那条路,已经修通了,可是在这条路上行走的人中,不会也有母亲的身影了。

母亲生前念念不已的两件事情,一是家里的电话,很快就会装起来了,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用去父亲所在的乡村中学,而是直接在家中就可以与远方的儿子们通上话了。记得在那一年的隆冬时节,母亲在已经装了电话的舅舅家里与在京城的我通话,说再过几个月时间,家里的电话就会装好了,从说话的语气里,我能够想象得到在电话的另一端,母亲的脸上肯定写满了盼望与喜悦。可是,等到2000年的春天来临,电话真的装上的时候,母亲却再也用不上它了。

母亲是在我回家过年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的。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大年初三的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我忽然听到父亲惊慌失措地喊我快起来。在我惊起还来不及穿好衣服就赶到父母亲的房间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母亲,任凭我怎么叫唤,却再也没有任何回应了,我看到她的眼角,流淌着一滴眼泪。

母亲当然是有遗憾的,另一件在她生前没有如愿的事情,就是早就听说要修、一直会通到家门前的一条水泥硬化路,还没见一点动静。母亲说,等哪一天路通了,你们以后买了车子,过年回家买不上车票的话,就可以开着车子直接回家了。

如今,安装不久的固定电话早已被手机取代,乃至现在无论城里还是乡下,可视的微信视频通信都已经是家常便饭。老家的泥瓦房子,也在前些年推倒重建了,弟弟说是按照“抗八级地震的标准”建的,新房子里面的厨房、卫生间、客厅等,与城市住宅的设施是一样的。连家里用的水,也在前些年改装成自来水了,用了很多年的一口井,就此废置——哦,不对,其实建起的这座新房子,自建成之日起,就没有人在里面住过几天。

母亲所希望的与城里一样方便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然而,这个村庄却也在母亲身后,一天一天安静下来了,早没有了母亲同样所希望看到的热闹。这也不同于我所能想象的村庄,在新的世纪来临之前的很多年间,我对从小长大的村庄的印象,是美丽、恬静而又充满人声。春天,村庄处处是蛙声,布谷鸟从村头唱到村尾;一阵二月风后,田里的秧苗与柳枝一起变绿;晚上一阵雷雨声,第二天早上打开门,房前散落着一地桐叶,那些花都活跃着地的生气。夏天,在竹林旁的一处草地上,附近的几户人家,在忙碌了一天后,总是不约而同聚在月光下纳凉,父亲会与大家笑谈些秀才赶考的前朝故事,隔壁家的小爷爷则会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一位邻村的曾在上海“混江湖”的人的经历,小孩子们还会唱着黄梅戏在村庄里窜来窜去。秋天,稻谷成熟了,极目望去,田野全是金黄金黄的。在收割的时节,白絮也在乡村小路上飘来飘去,渔夫的小船,在小河里荡开后,一条水线划开,悄无声息。冬天,风灌进屋里,老祖母会说如果住在城里,就不会这样冷,还要坐在“火桶”里取暖了,母亲因此有一个更大的愿望,就是把家里的土坯房改变成平顶砖房。

在母亲琢磨着她的电话、水泥路和房子的时候,她的儿子们平时都已不在她的身边,两个弟弟相继毕业,都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打拼,我在工作了几年后,又在北京读了两年半研究生,并在世纪更替之际刚刚毕业。儿子们已经看到外面的更大的世界,当然不会想着仍以老家作为未来的经常住所,这块无比亲近的土地只是寄托了夜深人静时的情感,而非对未来的筹划。我是1997年从一个中部省份的省会城市考到了向往已久的帝都,这个有天安门的地方,打小起就对她充满了神秘感,想近处来仔细看看她的心情,一直蕴藏在心中,没想到竟然梦想成真,中国最伟大的公开考试制度,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读书是我的最大爱好。在前往北京报到的火车上,积累有年的好几箱书是最珍贵的携身之品。那时已经“粗通文脉”,在赣江之畔工作的几年,已经因为无问东西、不管南北写写画画,而成为那座省会城市一些报纸的“熟脸”,尤其是当地的一份晚报,更是已成它的约稿对象,所约稿件基本是书评,就是把觉得值得推荐的书,择其要点评评头论论足,再掺杂点个人随感的私货。那时发现很多报纸都有书评栏目,而且给这些栏目供稿,有时会有意外之喜,就是书评版编辑会主动找上门送来最新出版的好书,有免费的书可以据为己有,还有稿费可以赚,何乐而不为!写书评的习惯,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养成,后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竟然是我赚取意外之财的“主渠道”。有一笔不菲的稿费,对家里经济情况不怎么样的我来说,还是有诱惑的。记得在刚进入北京读研究生后,发现南方的《深圳特区报》竟然有一个版都是书评,马上给它投稿,没有想到刊用后收到了18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大钱”了,那时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工资,也就500元人民币而已。自此之后成为《深圳特区报》的常客,在2000年来临之际,这家在我眼中稿费标准最高的报纸,要做二十世纪的好书百年回顾,在其邀约下,一年之间仅给这一家就撰写了近十篇书评。

写作是充满乐趣的。第一次发表的是首只有七行字的小诗,其实算不得诗,只是顺口溜而已,在1991年的暑假过完再回到学校,突然被告知有一笔5块钱的稿费的时候,简直是狂喜,马上取来全部用来买了一堆萨其玛、多味花生之类,给住一个宿舍的同学分享了。也感谢同学们对我的鼓励,那里他们常会催促:又有大作发表没有,赶快给我们买花生啦。这会极大鼓动起斗志,不知疲倦又去乱想想乱写写,上大学期间,因此给同学们买了不少花生,现在同学们聚在一起,还会偶尔笑谈起当时一起吃花生的场景。到北京读书后,“战场”也随之转移了,而且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片远比省会城市大得不知多少的策马之地,《北京青年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改革报》《中国经济时报》等等,不多久就成了新的田园,我则是那个勤勤恳恳不懈种田的农夫。

给这些报纸撰写些文字,主要是两类题材,一类就是上面说过的书评,另一类则是杂文和时评,前者让我收获了不少免费好书,后者让我渐渐成为了“专栏作家”。在世纪之交前后,书评是很多报纸的必配栏目,当时看到有那么多的书可以去评论、有那么多的园地可供开垦,还萌发过一种想法,这是“书评时代”啊,书评繁盛的背后是思想的活跃。也就在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同时,“新左派”也在兴起,它们又与1998年夏天的那场大洪水纠缠在一起。一位当时还很年轻、风头正健的北京“新左派”学者,与沪上一位知名“自由主义”学者间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思想论争”。这两种思想潮流,各有主要关注,相对来说,“自由主义”援引“哈哈哈”(哈耶克、哈贝马斯、哈维尔)等人之论,更加强调个人权利,“新左派”则以“法兰克福”学派等为思想武器,对社会公平更有所衷。在激烈的思想论争中,一些刊物也应声而起,《战略与管理》《书屋》《天涯》是当时影响颇大的三本思想类刊物,当然,也还是少不了八十年代就已扬名四方的《读书》,2000年的时候,该杂志牵头颁发的“长江读书奖”,因其规则、流程和颁奖对象的一些争议,一时成为引发“左右论争”的一次焦点性思想事件。

与这些年来纸质媒体越来越不景气不同,2000年它们还在奔向黄金期的路上,《南方周末》在报界的影响力毋庸多说,在进入新世纪后引领媒体潮流的三家市场化媒体——《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以及现在澎湃新闻的前身《东方早报》,前者是1997年创办,后两家都是在进入新世纪后才创办。这些媒体很快就以都市报的面目而赢得了全国性的关注,它们的“成名”,很大程度上赖于都有类似的“拳头产品”——时评。在2000年前后,媒体的评论性文字,发生了由以往以杂文居多,到以时评为尚的转变,这几家报纸每天都有一到两个版面是时评。我的一位杂文家朋友分析,时评的兴起,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开门见山对时事发表评论的空间已经产生,因此不再需要杂文式的隐晦;另一个是,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复杂度的空前提高,继续简单地对“中国问题”进行思想性关注已显著不够,而需要深入政府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具体领域来提出建设性意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逐渐演变形成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学术时尚,到新世纪时迎来了文体偏好的迭代。“建设性”是不少媒体的自许之言,但思想领域的发展,人们开始感受到另一种趋向也在发生,即“批评性”及因此产生的“思想分化”“思想对立”。一些新的思潮是这种分化、对立的表现,1999~2000年间,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研究所、后转入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发起组织了多次“超越左右翼——思想整合讨论会”,邀引不同领域、观念不同的学者坐在一起交流对话,试图在“左”“右”之外,找到一种新的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思想范式。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成为讨论对象,不过,在谈论者看来,这是两种有明显区别的“主义”,王小东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代表人士之一,他所提出的中国民族主义,要“内修人权,外争国权”。也是在2000年之际,在香山脚下的一个已经废弃的电影拍摄基地,以他为主发表了一场关于民族主义的演讲。由于当时正处在中国“入世”前夕,对中国进一步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南方周末》等媒体和“自由主义”学者欢欣雀跃,但另一些学者则深为担忧这会使“资本流向中国,利润流向西方”,为此还出版过一本书《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新世纪前后的不少讨论,都是在活跃的纸质媒体的牵针引线下张罗起来的,因为给一些报纸杂志撰写点稿件,我也有幸不时被邀参加一些思想交流活动,目睹了这些意见对立的上演,但那时还没有多少发言的能力,按我的一位朋友的话说是还没有“入圈”,在闻听各路大伽或左或右的观念交锋时,我的脑袋也成了他们的思想跑马场,困惑之处因此颇多,比如,一方面觉得全球化是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加入人类文明主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对全球化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甚至危及中国未来,也觉得非常可能。在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是,当年不少对全球化警惕有加的学者,转而开始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得利者。那么,他们在当年对全球化的悲观之论,是否真的就错了呢?最近一些年来,我也开始认真考察起历轮全球化对世界和各国的经济与政治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却愈加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警惕其实是难得的清醒,但为什么所担忧的场景,后来并没有完全在中国发生,背后的道理,可能他们当时也还并没有认识到。

在纸媒的春天来临时,没有经历夏天和秋天,冬天也很快就到了。我的小稿们的一位婆家——《新京报》的副社长艾君先生在这张报纸2003年开张的时候就曾极有前瞻地提问:纸媒还能撑得住十年吗?自2003年11月11日创刊之日起,我就“自动”成为了这家后来颇有影响力的纸媒的作者,经常是“两头通吃”“多点开花”,一边在其专栏版面有一块常备田地,另一边,世界每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也得在其置于第二、三版的评论版面表现表现。不仅为其撰写一般性评论,在好几年里,还经常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在其评论头条“社论”栏目现身;不仅评论时常出现的“国际问题”,在被报纸用得“手熟”之后,其他题材也不时找我来“操刀”,于是我由“国际问题专家”一路狂飙,还是“青年经济学者”“文化评论人”“生态主义者”等等,写得多了,不免会有“无知者无畏”的自我满足感,而这在今天的感觉里,其实是一种轻率。适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纸媒也特别强调“时效性”,所以很多时候,是当天下午或傍晚、偶尔甚至是在晚间,报纸的评论编辑打来电话,约请就某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评说评说,当天晚上写好稿通过邮件或QQ\MSN送达,第二天早上就会出现在报纸版面。由于同时身兼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和经常性作者,不时会有两三家媒体同时约稿的情况发生,有时还会是就同一个事件发声,最多的时候,因此是同一天从下午到晚上,连续撰写了三篇评论。而其收获之一是,可以得到2000多元的稿费,这差不多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在2000年以及之后的一些年,引领潮流的那些纸媒给经常性作者开出的稿费标准,一般是五六百元每千字,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但可能作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高的稿费标准,是在纸媒尚独领风骚、吸引了大量广告客户的情况下才产生的,这种格局不久就被“新媒体”打破了。在新世纪到来之前,互联网就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出现,观念和意见借由互联网来表达也逐渐流行。2000年的时候,我也已经是一名“网民”。对“读书人”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不是那些门户网站,而是几家专业思想学术网站,如“世纪中国”“天涯社区”,前者有个版块,是由京沪穗的知名学者共同主持,发表原创文章而且支付稿费,这在当时是新鲜事物;这两者都汇聚了大量“斑竹”和“粉丝”,每天围绕一些时政性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前者主要是在“世纪沙龙”版块,后者主要是在“关天茶舍”版块。“思想格式化”网站也是当时较为活跃的网络媒体之一,招引来很多国内外的“水军”相互“灌水”。在这些网络平台蹦跳的大多是年轻人,今天不少成熟的学者,都曾在它们上面练过身手。网络是打破空间距离的更好工具,也是通过这些平台和参与讨论,一些当时都还很年轻、身处各地的朋友因此在“打斗”中相识。这些网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消失,或者已经“淡出江湖”,但更多的包括“自媒体”在内的新媒体也在现身,以至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传统媒体很快就迎来了风萧水寒,而在此情此景到来之际,我撰写了一篇专栏文字《我的稿费为什么不见涨?》,其实并不是抱怨多年来我开设在多家纸媒的专栏及评论文字,稿费标准一直没有上浮过,而是分析了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广告收入的减少及在生存上遇到的困难。这篇稿件后来并没有公开发表。

我的东家之一是《中国经营报》,在新世纪到来第一个十年的后几年里,我在这家报纸开设的专栏,所关注的主题有所不同,是以“正在消逝的农村”为关注。当我以从小长大的村庄的变迁为重要观察对象时,我也感觉到的是,与身在家乡的父母亲不同,我已经是以一个“城里人”而非“乡下人”的视角来注视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即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温铁军先生所说的“三农”问题。在多篇专栏文字中,我描述了每次回老家时所能看到、所能闻见的本乡的演变,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时曾经红红火火的“乡办”“村办”企业,统统不见了;春耕秋收的场景里,青壮年的身影越来越少,“双抢”及在其时在外打工的人回乡耕种的情况没有了,农田逐渐在撂荒无人耕种;更重要的是,曾经热气腾腾的乡村,开始变得冷寂了,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早些年过年时还会回来,到近些年来,则大多在城里也买了房子,过年也不回老家了。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曾撰写过一本《农民的终结》的著作,说“现代化”的一个自然进程,就是“消灭农民”,这一幕以前是在“发达国家”上演,今天则转移到了中国。2013年、2014年间,由于生了一点小病,曾与父亲两人在老家的新房子里,住过月余时间。一个非常意外的“发现”是,在荒芜的田地里跺一跺脚,竟然可以看到一群群野鸡惊起飞出很远。野鸡很美很美,但却是我从小在村庄所没有见过的生物;另一种从没有见过的是野猪,听仍在村中的老人说,现在晚上天一黑,就赶紧关门、不敢出门了,原因是门前的地上经常可以看到野猪曾来过时留下的脚印,还曾有人亲眼见过野猪出没,我稍留了点心,同样在家门前的田中发现了一串深深的动物足迹。树和草也长得越来越密,小时候经常纳凉的草地,现在已经长满了树,没有办法再是纳凉的场所了。从家门口走向门前百米远不到的小河,也因为草长得太长将路淹没,变得不那么容易了,及至前年夏天回家时发现根本就走不过去了。人退天进的速度之快,超过了我的想象。

这样的村庄肯定不是母亲希望看到的。在母亲仙去的那几天,满是哀伤的父亲告诉我:明明知道自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一向好强的母亲,却仍然要把家里的几块地,都种上了庄稼。这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本能,已经渗透到她的血液里,隔壁家一位快到八十岁的本家“大姐姐”,在丈夫去世后,也坚决不跟着已去城里的儿子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在老家的房子里,继续一个人种植着几亩田地,哪怕在最近一些年里,周围几户人家,已只剩下她及另一户人家的两个人在家居住。这种本能如今看来已经那么不合时宜,但这也使我屡屡想起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一些情景。那时,在村庄周围“希望的田野上”,到处走动着男女老少,人们聚焦在一起,谈论的是哪家的稻子种得好今年的收成怎么样、什么牌子的化肥更有利于庄稼生长哪里能弄得更好的肥料,母亲也不时会为家里的稻子长得好而备感自豪。农民们对农村的眷念及对土地的精耕细作,对这片土地、这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母亲在2000年的去世,或许也是一个时代谢幕的标志。世世代代的农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已经随母亲这一代人的离世,而一起逐渐淡出历史,到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已经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和精神关注。母亲所希望的,是在农村的生活如同城市一样方便,但她的儿子们,今天已直接居住在城市,选择的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关注的是另一些问题。然而,当面对曾经生活过的乡村已经变得不宜人居时,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又有一种难以说得清的迷茫、困惑和失落。这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春节,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肆掠时,感受得更为清晰。

谨以此文,也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2020年1月26日

校对:彭玉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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