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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中国“高科技产业”与城市规划先驱
2020-10-17 09:54 作者:许宏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许宏

1959年,徐旭生先生(1888—1976年,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927年担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解放后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在豫西地区开展“夏墟”调查时,首次踏查了二里头遗址,当时就推测它“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不小”。同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试掘揭开了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序幕。

1961—1978年的考古工作初步确认了二里头的都邑性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的出土,也进一步证明了二里头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城。1999年以来,二里头遗址的整体范围、结构布局、交通网络等,都在考古工作中获得了明晰的呈现。

读博士时,我专攻的是城市考古,这也是我个人兴趣所在。在考古界,我一直笑称自己是做“不动产”的。对于琢磨道路网络系统、城墙、宫殿建筑,我总是乐此不疲。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搞清楚二里头都邑这个大不动产的布局。

2001年秋季,按照前辈记录中提供的线索,我们继续往前追探,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的第一条。有一天,当地老乡跟我聊天说,他家地里小麦长得不好,我觉得这可能有戏。因为庄稼长得不好,常常是因为地下排水不畅,很可能是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或城墙遗址,导致土壤结构产生异常。

我赶紧派人去钻探,结果令人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遗迹不是夯土建筑,而是坚实得像千层饼一样的路土。我们顺藤摸瓜向前追探,发现这居然是一条东西向的大路,与宫殿区东侧的南北向大路垂直交叉。主干道的十字路口找到了,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此前发现的南北向大路探出了700米长,平均有10多米宽,最宽的地方竟然达到20米,放到今天来说,也都达到了四车道的标准。

有了路就会想到交通工具,东亚最早的马车是在殷墟发现的,在此之前,中原地区是没有家马的。我们在二里头宫城南墙外的大路上,发现了双轮车车辙的痕迹,是人力车还是畜力车尚不清楚,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东亚大陆最早的用车证据。

作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从被发现至今,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喜,众多的中国乃至东亚之最在这里揭晓。考古前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铸铜作坊等。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合范技术生产青铜礼器的先进文明,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在这个金字塔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祭祀与宫廷礼仪用的青铜酒器、乐器,还有仪仗用的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为主的其他青铜文明,显现了以礼制立国的中原王朝的特质。

从这一以酒器为中心的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巨变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述,礼器是用来祭祀的,兵器代表了绝对的打压能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作为二里头兵器群中的重要成员,青铜钺的发现非常有意思。这件青铜钺也是中国最早的,但很可惜它不是我们亲手发掘出来的。

那是我刚去二里头的第二年(2002年),大家用洛阳铲在遗址上钻探。一天晚上,有老乡到考古队来,拿着一件用破报纸包着的东西,说队长你看看这两个破铜片,是不是对你们有什么用。我打开之后一看,按捺不住惊喜,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重见天日了!我就问他这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帮别人家盖房子挑地基挖槽子发现的,挖出来就扔一边去了,后来想这东西是不是值两个钱,就回去看一看,居然还在那儿。收废品的来了说也就值个五六块钱吧,还不到一盒烟钱,他说那还不如给考古队。这下我心里有底了,奖励给他30块钱,他很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我们带着技师到老乡指认的青铜钺出土处,记录了出土位置、环境情况等。接着我派助手带着这件国宝级文物,特意坐软卧到西安。那时只有西安的一家科研机构可以用意大利X光机给文物拍片子。后来,我们在《考古》杂志上发了一篇简报,报道这件青铜钺出土的消息。

在二里头出土的近战兵器群里,还有中国最早的青铜戈和北方式战斧,后者透露出二里头人与北方草原地区远程交流的信息。遗址出土的大量箭头,不是仪仗用的近战兵器,而是用于战争的、不可回收的消耗品。箭头这种东西如果批量出现,说明当时的青铜生产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有了青铜器就必然有铸造它的地方,最早铸造青铜礼器往往在都邑里,二里头就是最早发现青铜器铸造作坊的都邑。作坊位于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在这里考古前辈曾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青铜器铸造作坊。

这个作坊遗址面积达到1万多平方米,使用时间从二里头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最末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也是二里头的又一个“中国之最”。有学者推测,统治者把它安排在都邑中心区的最南部,一来因为这里靠近伊洛河故道,可以为青铜器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二来也可以避免冶铸作业对宫殿区造成污染。

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而且使用期长。综合已有资料,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这反映了早期王朝对关涉国家命脉的“高科技产业”的垄断。除了青铜礼器,绿松石器也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器,是贵族阶层所使用的高端消费品。近年来在宫殿区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这又是中国最早的。所以有学者把这两类作坊称为与二里头宫城并列的二里头“工城”,一个是政治活动区,一个官营经济区,这确实是言简意赅。

从以上“中国之最”的发现我们可以得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严整布局的大型都邑。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都邑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选编自《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三联书店202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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