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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市场的整合
2020-08-29 10:38 作者:谢湜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谢湜

明代江南棉业,是在棉布纳入赋役征解体制后逐步兴起的。明中后期田赋的货币化,伴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张,进一步刺激了棉花种植和棉布业的迅速发展。综合起来考察,明代江南棉业与赋役折银改革息息相关。正如明末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总结的那样:

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无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江)也,苏杭常(州)镇(江)之币帛,嘉(兴)湖(州)之丝,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之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

棉业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各种物资的流动。江南市镇在十四五世纪成型,到16世纪也就是明中期以后,又出现了普遍兴旺的势头。市场上的物资交流和商人活动,是围绕市镇网络和商业水网进行的。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在介绍“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时,称“缓则用游山船慢慢游去,急则夜船可行百里,秋无剥浅之劳,冬无步水之涉”。据此可见,当时的水路运输之便利。

商业水网的拓展使市镇与乡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使得江南的棉业市场逐渐融合,并与全国市场紧密相连。在16世纪棉布走俏的情况下,江南不产棉花的地区也有棉纺织业的发展,例如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嘉兴府海盐县地方志的“物产”篇中记载:

地产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而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间,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一匹布。

通过“商贾从旁郡贩棉花”,乡民纺布,投入市场,在市镇网络中,原料、劳动力和产品实现了有效的流动。

早在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年)以后,江南的纺织业发展就颇为显著,以苏州吴江府为例:

绫绸之业,宋元以前,唯郡人为之,至明洪熙、宣德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成化、弘治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贫者皆自织,而令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

到了明代后期,吴江县盛泽镇的丝织业在太湖流域颇具盛名,小说《醒世恒言》曾记载当时盛泽镇丝业发展以及商贾集聚的情况:

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驻足之隙。此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唯此镇处最盛。

无论是16世纪江南的棉业市场还是丝业市场,商人活动都相当活跃,棉布牙行和本地布商、外地布商在收买解输官布的同时,从事大规模的商品布贸易。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以松江府为中心的江南棉布生产和远销规模相当庞大,并具备了较高的市场运转水平。

总体上看,棉业市场和江南地方同样活跃的米粮市场之间的有效联系,维持了太湖以东地区的物资流通和经济平衡。尽管全国棉布市场在16—17世纪发生了较为重大的变化,但商人势力此消彼长,新的棉布样式和长途运销线路应运而生。

商人唯利是图,其经营活动总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而牙行和布号继续在江南市镇中发挥着沟通商货、联络客商的灵活作用,保证了17世纪江南棉业的继续发展,并使得区域内市场与长途市场实现了较好的对接,这些都充分显示了那个时代江南市场的整合水平。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历史人类学学刊》执行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著有《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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