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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近代社会变迁“世相”
2020-03-21 08:54 作者:余新忠 来源:中国经营网

首先,清代对瘟疫的认识有两次重大变化,一是明清之际提出“戾气说”,二是清末西方病菌学说的传入及接受。吴有性是明末清初人,提出“戾气”学说的《瘟疫论》成书于1642年前后,但到清代才产生影响。清人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认为戾气即疫气,是由暑湿燥火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病气及其他污浊之气而形成的。这进一步密切了疫气与“毒”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地气”与“天气”的区别。这些补充和完善,无疑促进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同时也使对瘟疫病原的认识,更加接近近现代认识。

在“伏气”与“新感”(编按:皆为中医术语,前指邪气伏藏于体内,后指感受病邪后很快发病者)与瘟疫的相关性,以及瘟疫的传播途径等方面,清人的认识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虽然病菌学说的发明和传入与传统医学并无关系,但它能被国人接受,并部分融入传统医学思想和治疗中,则应该与传统医学的积累和发展有关。

其次,随着清代瘟疫的增多和环境的变化,时人的预防、卫生观念和行为也取得一些进展。由于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社会和官府合作共同保护环境的行动,在江南的中心地区应运而生。嘉庆、道光朝以后,由于水质状况的恶化,改善水源公共卫生的意识也随之加强。到晚清,在西方思潮和制度影响下,“卫生”一词从原有的养生意义上,增加了对人们生活和劳动环境的管理与改造等现代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卫生事业逐渐由个别的、自为的、缺乏专门管理的行为,转变成系统化、有组织、纳入官方职权范围的工作。在人工免疫方面,国人不仅发明并推广了人痘施种术,在牛痘传入后,促使其得到了甚至比欧洲还顺利的推广和普及。

中外平行 何妨共存?

与宋元时代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国家在医疗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基本上缺乏相关的制度建设。不过,清代江南活跃的社会力量、充裕的社会医疗资源,不仅在疫病救疗中弥补了国家的消极,还比过去更具实效。请神祈福,虽仍是普通民众面对疫病时非常重要的反应,不过这些活动不一定妨碍对医药的需求。随着医疗水平提高和医疗资源日趋社会化,民众对医药的信任和求助也渐趋增多。

19世纪以后,随着新疾病不断出现,传统的传染病学又有新的进展,即专门讨论某一、两种疫病的论述不断出现,表明医学界对外界变化,具有一定能动敏锐的反应能力。与此同时,以医药知识的普及、医生职业的渐趋开放等为表征的医疗资源社会化进程,也在逐步展开。

以上种种变化,虽然不无西方科技、思想和文化影响的印记,但其主体则不能不说是由江南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对此,可能有人会说,以上变化中大多不过是传统文化的某种微调,并不具有近代意义,而那些对现代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变化,都是西化的结果。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更为在理,比如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防疫制度、医院救疗体系以及诊治手段,至少形式上无不是从西方引进的。

我们发现,在某种主流文化风靡一时之际,人们往往会蔽于表象而不能正确认识,那些被暂时取代的传统文化之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首先,若不完全以西方标准为唯一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以上这些变化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微调,在中国自身的文明发展体系中,它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有些与所谓的近代化,有着相当的一致性。西方文明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即西式的医疗卫生设施,入华后基本都集中在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无论是牛痘还是西式医院,传入后不久的建设和推广大多由乡贤和地方官府承担。

早期西式医院与传统医药局,在经营方式上差别并不大,两者的发展有一定平行性,只不过西式医院的运营方式更适合于西医的诊疗需要而已。由此可见,现代卫生医疗体制本身可能基本源自西方,但其动力、运作方式以及承担主体等,很大程度上仍主要是中国社会自身孕育产生,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很多情况下,只是将民间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内容,纳入到官方的、制度化的形式中去而已。

这一切都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动,并不全是西方文明促动的结果,而是一直以自己的方式运作。它最终为清末国家有关职能的改变做了重要的准备,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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