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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抗疫”纪事——国家机制与社会力量
2020-03-21 08:53 作者:余新忠 来源:中国经营网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统一的规定,反而不如听任地方社会相机行事。

良医“不避疫” 乡贤“家产罄”

对瘟疫的救疗,清代地方官府不时采取一些较为积极的措施,这与地方官个人素养有关,也取决于地方社会力量的强弱。后者是指以乡贤为主导的地方绅富集团及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在促动和支持官府实行救疗的同时,他们也会主动开展一些救疗活动,大体可分为临事救治和日常施医两类。

由于瘟疫大多发生在灾荒战乱之后,救疗往往和救济灾荒相连。总体上看,当时人们对疾疫的救疗,似乎不如对饥寒的赈济积极。据对杭州和湖州两府各县县志“人物志”的统计,1644年至1850年间,共有547人次进行过各类慈善救济活动,一般性的施送衣食为370人次,占68%,而施医送药仅48人次,占9%。这固然因为疫灾不如水旱那么频繁,但也反映出,在当时条件下,衣食缺乏可能是比疾病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管怎样,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踊跃得多,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尽心诊治。大疫之年,江南各地常常会出现一些医术较高,又有救死扶伤精神的医生,不避疫气,不辞劳苦,尽心尽力诊治病人。这类记载在地方志人物传的“医术”“义行”“技艺”“方技”等栏目中时可发现。这种纯粹的个人行为,个别来说,作用有限,但积少成多,挽救的生命当不在少数。

其次,施医送药。这是救疗瘟疫最主要的手段,上述医生诊治侧重的是医疗技术和精神,而这种行为本身值得关注的是具体方式。零散的施医送药,既有医生诊视送药,或修制丸散广泛施送,也有乡绅富人出资请人配药施救,而设立医药局,规模、受惠面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建收容病人之所,除了隔离以防疫病扩散外,又为病人提供治疗。比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春,无锡大疫,“贫病者枕籍于道,张鹏翔处以空室,至数百人,予之食及药。鹏翔故知医,多所全活,家产为之罄”。

施医送药之善举,既有独立实行者,也有倡导、约合同志共同举办者,方式也比较多样。这反映了江南社会力量面对瘟疫,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能力,灵活地采取一些救疗措施,体现出当时江南的社会医疗资源具有较高能动性。

还有热心人建议官府救疗、刊刻散送医方等等,而祈神驱疫也很盛行。自古以来直到近代,发生瘟疫后,除了官府出面主持建醮(用酒祭神的礼)祈神和个人求神拜佛外,地方社会常常举行集体的祈神活动。如道光年间,“象山(属今宁波)大旱,秋大疫,其症脚筋抽搐而死,城中设醮教场演武厅,七日疫止”。同治元年(1862年)大疫,常熟一带祭祀瘟部神,乡绅龚又村“出分金,虔诚往拜,夕憩芦棚,听曲三鼓,踏月而回”。

机制存“软性” 仍需谋通盘

个人或集体的临事救疫措施,是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现象,在清代江南各个地区都有记载。这种行为数量上多寡和规模大小,多少反映出一个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对这些举措的功效不易做到准确的评估,不过,除非是医学上完全束手无策的凶症,社会力量的施医送药,肯定会对那些平时难得享受医疗的贫困患者,起到一定的救死回生的作用。因此,当时文献中多有“活人无算”之类的记载,当不会全然是虚浮之词。

但在资料搜集过程中,令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文献中对嘉庆、道光之际大疫疫情的记载甚多,而救疗的记录很少。个中原因可能很多,但至少与在面对来势凶猛的新疾病时,社会力量与医学有些惊慌失措相关。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救疗的展开,是以该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和医疗资源为前提的,在社会力量较为活跃的清代江南,尽管常常能够较为全面地开展救疗活动,发挥官方难以起到的作用,但由于其本身是一种软性机制,使救疗有不确定性和非普及性。因此,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虽然是一种可资且必须利用的资源,但如果缺乏国家的调配、管理和一些强制性规定,这种救疗局限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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