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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平民银行家”
2019-12-14 10:38 作者:潘晓霞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28年1月9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乘轮船沿长江前往武汉。他在日记中说“余作客汉上,原为避免政治而来,若再与政局中人接近,不若不来矣”。不过,此行远不是躲避纷扰那么简单,生逢乱世,他既没有离开政治,也没有忘记生意。

带头认购“革命公债”

原来,当时南方革命声浪高涨,身处上海的陈光甫不无感受,他对北洋政府的前景甚为悲观。不仅是他,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随着北洋政府日暮途穷,眼光敏锐的银行家们多不看好。比如早在1924年10月,身处北方的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籍银行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就写道:“照此趋势,北方几无政府,南方似有成立统一政府之望,姑坐以待。”

陈光甫是江苏镇江人,素有“平民银行家”之美称。1915年,他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任总经理。这家银行注重与工商业的关系,跟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相径庭。到1926年,该行工矿企业和商业放款,已占到全部放款的74%左右,资产总额达到4700万元,存款超过3200万元,年平均赢利在40万元以上,成为国内极有影响的一家商业银行。

在当年南北对峙中,财力雄厚的银行家们面对来自双方的拉拢,陈光甫身不由己,也受时局的裹挟。他一手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期业务主要集中于南方,是比较纯粹的民营性质,与北洋政府没有深厚的历史关系,对来自北方的拉拢保持警惕。相比之下,他对广州的革命政府则抱有一定的期待,后者也把陈光甫视为银行家中难得的可信任人选。

早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之前,上海的金融家就与蒋介石、宋子文以及蒋身边的军需处、经理处人员有所交往。北伐刚开始,时任广州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的孔祥熙,即函约陈光甫南下广东,并让受上海金融界之托前往江西、湖北观察形势的苏州籍银行家贝祖诒,当面向陈光甫转告南方情形。由于双方关系颇为紧密,当广州国民政府北上武汉,面对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压力倍增的困境,急需银行界伸出援手时,陈光甫回应相当积极。那时蒋介石跟武汉方面还没有公开分裂,人们常以国民革命阵营一体视之,尽管陈光甫等上海金融家和蒋接近,但陈本人与革命阵营的直接接触,仍始自汉方。

1926年12月,武汉国民政府为整理湖北金融,筹议发行公债。陈光甫与张嘉璈、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密商,认为国民政府对于新旧债务有诚意维持,“与议者大都赞成国民政府财政计划”。得到沪汉金融界的支持,1927年1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2000万元。

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汉口银行公会会长的唐寿民,对公债发行最为积极。据银行界人士回忆:“在宋子文召集银行界开会,要他们认购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时,别人都在支支吾吾,他却率先带头认购了15万元,同时说服其他银行也来认购。他是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说话有号召力,由此促成了银行界向国民革命军一边倒的局面,总共认购100多万两,解了宋子文的燃眉之急。”唐寿民的大力响应,博得宋子文好感。当时唐氏代表陈光甫处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汉口的行务,这一切应是得到陈氏默许的。

临阵换将 稳中求胜

1927年8月,蒋介石在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内各路反蒋势力联手压制下,不得已以退为进,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宣布“下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控制南京政权。

随后,桂系发兵西征,宁汉合流,桂系取得对武汉的实际控制权。1928年初蒋介石复职后,桂系继续控制武汉,作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基地。此后,声言要与政治保持距离的陈光甫,却与桂系开始了一段曲折的往来。

汉口分行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大的异地分行。1926年年底,该行存款总计3244万元,其中上海总行占约64%,汉口分行存款为285万元,占近9%。其他分行,除虹口分行占约5%外,南京、苏州、天津分行份额更低。放款业务,汉口分行占到全行的11%,仅次于上海总行与国外汇兑处。汉口分行地位如此举足轻重,陈光甫不能不对武汉形势与业务特别重视。

偏偏此时汉口分行发生重大人事异动,本来深得陈光甫信任的唐寿民突然去职。对其“出走”,陈光甫1928年初的日记中讲了八条问题,总结起来就是:“(唐)做了经理,事事皆可取求自私。”其中有一条很有意思:“在行领俸之时,即要去勾结宋子文,故外间谣传已派为厘金总局长等语。到申后明明宋子文已与其接洽,要当为江苏银行经理,而表面上作为不同意,必定要子文与我说,我当面答应,而寿民随后将计划拿出来,此之谓不忠。”

汉口分行暂失掌舵人,陈光甫亲自出马处理行务,这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他在日记中写道“驻汉达六个月,苦心焦思,处理应付客户还账,碍难拒券钞而不收,存户提款则通融而付现”,由此“信用既固,存款激增”。又说1928年“正月,存款约仅200余万元,至十月,为900余万,陡增四倍有余;放款亦达800万之数,三倍于上一年,为汉市汇划的中枢”。这样的成绩,对比一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当年的经营状况,可以看得更清楚:1927年,该行存款总额3133万元,在11家国内主要商业银行中排名第五。1928年,存款达到4646万元,排名上升到第二。可见,汉口分行贡献了全行近一半的存款增加额,存款比重也上升到接近总额1/5,成为全行的支柱之一。

陈光甫在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的信中说:“我行在汉维持市面,实现辅助工商业之责任。在沪上银行众多,难期有此机遇。”表面上看,这是避开了上海这一各大银行激烈竞争之地,汉口分行才能在“临阵换将”的危机下,在江城继续打出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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