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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火拼”早期全球化
2019-10-26 09:37 作者:李伯重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李伯重

人们通常认为,虽然中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火器,并在与女真人、西夏人的战争中使用这种新式武器,但以后就一直停滞不前。直到十六七世纪,通过引进西欧火器,中国火器技术才有了进步,却依然落后于西欧。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不过也有很大问题。事实上,在16世纪之前,尽管西欧在火器技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国也取得不小的成绩,两个地区的火器技术水平各有千秋。

随着西欧火器技术向东传入,明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军事技术进步的高潮。在积极引进以鸟铳和佛郎机、红夷炮为代表的西欧先进火器的同时,也运用中国的技术对之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成为更好的武器,达到与西欧大体相当的水平。中国和西欧成为当时世界上军事技术最发达的两个地区。

“佛郎机炮精利”

明代中国在引进外国军事技术方面从不保守。明初曾从安南引进火器,到了十六七世纪,引进西欧火器技术成为潮流。这种引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520~1620年)引进的主要是佛郎机和鸟铳,第二阶段(1620~1644年)引进的主要是红夷炮。

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火器佛郎机炮和鸟铳,都来自葡萄牙(明人称佛郎机)。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满剌加(今马六甲),葡萄牙舰队司令积极与在当地经商的中国船主交朋友,请他们帮助向暹罗派遣使者。在与葡萄牙人的接触中,中国海商看到了他们带来的火器。明代万历、崇祯年间的文人沈德符说:“弘治以后,始有佛郎机炮……正德十五年满剌加为佛郎机所并,遣使请救,御史何鳌言:‘佛郎机炮精利,恐为南方之祸。’”何鳌还说:“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 这说明,佛郎机炮传入中国应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以前。

事实上,中国人使用佛郎机炮更早。正德五年(1510年)有“广东盗”郭芳入犯福建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将盗匪击败,看来这种武器已在福建沿海得到相当普遍的使用。正德十四年,兼通文武的大儒王阳明指挥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战斗,家住福建莆田的退休兵部尚书林俊用锡制作了佛郎机铳的模型,连同火药配方一起,派人送给王阳明。他带领兵丁使用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他在次年写了一篇《书佛郎机遗事》,并为之作歌。林俊与福建海商关系十分密切,佛郎机铳应当就是海商从南洋引进的。

中国与葡萄牙的直接交往,始于1517年。这一年,葡萄牙商船航行到广州港,鸣放大炮,铳声如雷,自称是佛郎机国来进贡。这应该就是何鳌所说佛郎机“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之事了。

当时广东佥事顾应详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萄牙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详细描述了这种火炮的特征,但认为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到了1522年,五艘葡萄牙船来到广东珠江口,试图以武力迫使广东官员准许其占驻屯门岛。葡船发炮轰击,明军用仿造的西洋火炮反击,葡船退走,转向新会茜草湾,再度发动攻击,又被明军击败。明军俘虏和斩杀葡人七十七名,俘获战舰两艘、大小火炮二十多门及火枪多支。

屯门之战结束后,指挥作战的广东按察使汪鋐将佛郎机铳送呈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他说:“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恃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曾游历吴越、闽粤等地的文人叶权也写道:“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到了嘉靖九年(1530年),明廷采纳汪鋐的建议,仿造佛郎机铳并批量制造。

政府主导 专家主持

明军在茜草湾之战中缴获的葡萄牙火绳枪,还是西欧火枪的初期产品,优越性并不明显,因此明朝也未予重视。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军攻下葡萄牙人占据的浙江沿海双屿港,缴获了葡萄牙人和日本人的火枪。这些火枪比先前的有较大改进,“后手不用弃把点火,则不摇动,故十发有八九中,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此称之为鸟铳。而在西欧这种火枪也叫隼枪,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抗倭名将戚继光曾说:“此器(鸟铳)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马上步下,惟鸟铳为利器。”

佛郎机炮与鸟铳比中国原有火器优越,传入中国后被明廷迅速采用并加以普及。从它们传入中国到成为明军的主要火器装备,最多不过半个世纪。不过从传播方式上说,在这个阶段,西方火器技术的传入仍是被动的,主要是进贡、战争缴获以及民间流传,往往在偶然事件中获得样品,并非明廷主动去获取。

西欧火器引进的第二个阶段,传入中国的主要是西洋火炮,特别是“红毛夷”荷兰人带来的火炮“红夷炮”(后来清朝统治者忌讳“夷”字,改称“红衣炮”)。明人充分认识到了红夷炮的优点,大科学家徐光启说:这种大炮的优点是“及远命中”,而“所以及远命中者,为其物料真、制作巧、药性猛、法度精也”。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和明末军事家焦勖也说:“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更胜诸器百千万倍。”佛郎机炮和中国炮,都仅设准星、照门,按三点一线射击,命中率不高,而红夷炮“有窥远神镜(望远镜),量其远近而后发”,还有量铳规、炮表等辅助设施的配合,故“对城攻打,准如设的”。

在此阶段,西欧火器技术传入中国是由政府主导、技术专家主持的政府行为。明廷和广东、福建地方当局都主动寻求西欧新式火器样品,并积极引进通晓火炮技术的西洋人士,让他们参加和指导西洋新式火炮的制造。在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科学家的主持下,明廷于1620年派人赴澳门向葡澳当局购买首批西洋大炮,次年运抵北京。徐光启又奏请选拔铸炮工匠,聘请精通欧洲炮术的葡萄牙匠师指导制造与使用红夷炮。

此外,因新式火炮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需要数理知识、实验和理论的指导,这一时期出现了编译火器论著的高潮。波兰籍来华传教士穆尼阁的《西洋火器法》、兵书著述家何汝宾的《西洋火攻神器说》、曾从徐光启学西洋火器法的孙元化的《西法神机》、传教士汤若望与焦勖合作译述的《火攻挈要》,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种大规模、高层次的技术引进,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引进西方火器技术及相关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中国也对这些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改进、创新。这一点与日本颇为相似,但中国对西洋技术的引进比日本更深入、更全面。以至于日本也要从中国取得西洋军事技术著作的中译本和中国人写的相关著作,作为他们深化认识西洋技术的知识来源。

我们可以说,在十六七世纪世界各国对西欧火器技术的引进和消化方面,中国是最为成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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