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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头体制”外贸新篇
2019-08-10 08:26 作者:李庆新 来源:中国经营网

20世纪30年代,“广东十三行”之一天宝行梁氏的后人,年轻的中国经济史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一书中称,他在西班牙传教士有关记载中,发现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葡萄牙人入广州市场之初,有“十三商行(馆)与之贸易,其中广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共十三行等语。”他由此指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已有集中于广州为输出入总口之势”。

屯门海港 国际码头

其实,上述这种趋势早在明正德年间(1505~1521年)已经出现。《东方志》的作者葡萄牙人皮列士说,广州是中南半岛到中国沿海的“贸易中心”。“是全中国无论陆路还是海路大批商品装卸之地”,是“中国的码头”。当时到过广州的其他外国人——例如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皮列士使团中为数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发自广州的信——盛赞广东是中国最好的省区之一,这里拥有“不计其数的稻米和其他食粮,全国的商品都汇集在这里进行交易,因为它毗邻大海,别国的商品也运到这里来贸易”。这里的土地是“世界上最富饶的,世间的一切业绩都是在广东的地盘上创造出来的。毫无疑问,广东省享有比印度省更大的光荣。”

不过皮列士的观察显然比其他人仔细,他指出广州贸易有一部分是“持有许可证的”,在城内交易;另一部分是“没有许可的”,在南头交易。这里所谓的“许可证”,也就是明朝前期朝贡贸易使用的“勘合”。那些持有“勘合”的外国国王派来的使节在城内交易,属于朝贡贸易;没有“勘合”的属于商舶贸易,地点在距广州30里格(里格是过去欧洲人通常在航海时使用的长度单位,1里格约5公里)的南头。皮列士记述的内容不见于中国文献,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说明当年广东官方在对待朝贡贸易与商舶贸易时,采取不同的政策,但非法的商舶贸易已经事实上获得默许。因此广州—南头之间的中外生意非常红火,南头成为广州的外港,那里的贸易构成广州贸易的重要部分。

皮列士指出,南头及其附近海岛是马六甲船只停泊的岛屿,也成为各国的港口:

从广州这边到马六甲30里格处,有一些岛屿,与陆地上的南头,被规定为各国的港口,如普罗屯门(Pulo Toumon)等等,当上述船舶在这里停泊时,南头的首领就把消息送往广州,商人立即到来估计商品的价值并支付关税……然后他们携带着这种或那种物品组成的商货,各自回家……如前所述,上述马六甲的船只前来停泊在距广州20或30里格的屯门岛外,这些岛屿靠近南头的陆地,距大陆有一里格的海路。马六甲船停泊在屯门港,暹罗的船停在濠镜港。我们的港口比暹罗的更接近中国三里格,商货运往该港而不输往别处。

“官牙”当道 “蛮夷”杂沓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揭示如下重要事实:一是官府对广州与南头之间“非法的”但客观存在的中外私商贸易已经“习惯”,南头及其附近海岛(即今香港一带)已经被默认为对外贸易的场所。“非法的”贸易不允许在广州城内存在,但在比较掩蔽的偏远海滨则无妨,因为这种贸易能够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

二是中葡贸易揭开序幕。马六甲其时为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与广州(南头)的贸易实际上就是中葡贸易。据《明史》记载,正德年间广东布政使吴廷举等对番舶“不拘年分,至即抽分”,广州“番舶不绝于海澨(堤岸),蛮夷杂沓于州城”。这应该包括中葡贸易。

不过,这种关系为时不长,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去世,遗旨:哈密、吐鲁番、佛郎机等“进贡夷人,俱给赏,令回国”。明世宗即位,下旨将皮列士等押送至广州,责令葡人恢复满喇加国(即马六甲),“还其故土”。随后明朝水军在东莞屯门、新会茜草湾与葡萄牙舰队激战,葡人被全部清除出广东,南头贸易中断。

三是“广州—南头”之间,出现皮列士提到的中间商——牙商。商品交换离不开牙行。另外官府容许中外贸易,但不愿意直接面对外商,需要中间商接应。官府特许一些商人贩货到南头,与葡萄牙人交易,同时负责收税。这些具有官商属性的官牙,是官府控制贸易的一种组织,后来海道副使汪柏在广州设立“客纲”“客纪”,大概就是此类牙商。

荷兰学者包乐史教授说,早期荷兰人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碰到“各自代表大相径庭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常常“非常难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当外国人前来时,传统的世界观桎梏了中国官员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灵活的反应能力,于是,他们宁可由本地商人去与外国人打交道。这里的“中国商人”,就是指具有官商属性的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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