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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宪分立:明治维新的“两套”宪法是何种关系?
2019-05-06 10:25 作者:萧西之水 来源:中国经营网

经过明治维新20多年的发展与酝酿,1889 年 2 月,《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正式成为近代东亚第一个立宪国家。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二战以前日本还有另一部“宪法”,即同样在 1889 年颁布的《皇室典范》。

顾名思义,《皇室典范》即是规范皇室行为的法律,日本现行《皇室典范》(1947年)也正是明治时代《皇室典范》的修改版。但有别于现代《皇室典范》是现代《日本国宪法》旗下的一部法律,明治时代《皇室典范》却并不从属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如宪法编写者之一的井上毅所说:“皇室之典范乃立宪国之要义,典范乃宪法之上位者,无论如何皇室应立于宪法之上,有皇室而后有宪法。”虽然这一条后来没有明文写进《皇室典范》中,但《皇室典范》整体依旧是独立于《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另一部宪法性法律文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治日本建立了两套“宪法”:一套管理皇室与华族(贵族),一套管理“臣民”。《皇室典范》并不仅规范日本皇室的礼仪,更明确了日本皇室的世袭财产与经费来源。换言之,明治日本国家的一部分财产处理权与裁决权并非出自宪法,而是出自于这部《皇室典范》。之所以分为两部“宪法”,一方面是要以法典形式限制皇室权力,另一方面也是要以法典形式保障皇室地位,以求获得保守派的支持。

在明治时代前20年,日本政府首脑伊藤博文的最大助手与最大阻力都来自于围绕在明治天皇身边的保守派“宫中”集团,为了把这些亦敌亦友的人彻底转化为“朋友”,伊藤博文违背了维新时代“一君万民论”(天皇之下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创立了华族制度,将封建制的贵族体系延续到了近代。“宫中”集团也正式登堂入室,成为新设立的机构“枢密院”的重要组成部分。

“枢密院”一词借自英国王室枢密院(Privy Council),在日本被定义为天皇身边的最高法律“咨询”机构。之所以叫作“咨询”机构,是因为法律制定权理论上属于“天皇大权”的一部分,所有法律、法令、政令的制定发布权也都由天皇所有,于是其他所有机构都只有“辅弼”(辅助、协助之意)职能。但由于天皇并不熟知法律法条,更不可能逐字逐句审议各项议程,那么枢密院就在事实上掌握着国家最高立法权。

由于日本建立“典范”“宪法”两套体系来管理“皇室事务”“国事”,那么两套事项自然也要分开来管。在“国事”方面,日本设立了众议院、贵族院(参议院)等完备的立法体系架构,而为了不让民间政治家挑战天皇权威,由民间选举而出的众议院只能围绕帝国宪法规定的条目提出法律议案,不得提出有关天皇制度、华族制度的法律提案,包括皇室继承、皇室财产、皇族人数增加与减少乃至华族管理等“皇室事务”均由枢密院决定。把“宫中”集团拉入枢密院这个正式组织,结果就更容易让大家对于政府的反对意见有一个输出渠道,进而防止他们在背后暗地鼓捣。

日本的“典宪分立”既是天皇权力的“保护罩”,也是“隔离带”,一方面阻止民间政治家颠覆日本天皇的名义统治权,一方面也阻止天皇与“宫中”集团的权力越过合理边界、侵犯政府行政权。根据枢密院官制规定,枢密院不能干预“施政”,且在天皇没有“咨询”的时候不能开幕;而至于天皇什么时候需要“咨询”,这个权力事实上又由掌握实权的伊藤博文等人所拥有,那么整个国家的真正统治权就又聚集在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实权派政治家手中。

经过20多年的斗争与妥协,日本终于把传统王朝与近代国家有机结合在一起。天皇既成为日本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又不至于干涉国家实际施政,这就为立宪君主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直至今日,现代日本宪法依旧以天皇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这固然是战后美军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成果,但战后“象征天皇制”所要求的“去除天皇的政治影响”“以天皇为国家标志”的思路却与明治时代对于天皇的定位有着明确的承继关系。

只是,天皇作为“合法性来源”与天皇“不干预施政”这两件事之间本身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套体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天皇与“宫中”集团信任伊藤博文,而伊藤博文本身又出身于明治维新志士群体,他本人获得了来自双方的信任,成为沟通宫内外的重要纽带。一旦这个纽带不再存在,这一套精巧的国家体系也随之出现结构动荡,最终在军部少壮派的冲击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走向崩溃。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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