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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大湾区”细数风云
2019-02-23 09:04 作者:李庆新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不过,皮列士的观察显然比其他人仔细,他指出广州贸易有一部分是“持有许可证的”,在城内交易;另一部分是“没有许可的”,在南头贸易。他说,广州城在一条大河的河口,从河口起,城市位于一片平原,没有山峦,有石头建筑的一排排房屋,城墙围绕。在港口有很多大船舰守卫着城池,封锁入口。那些持有许可证的外国国王,有馆宅供他们的使臣在城内交易商品,但没有许可证的则在离广州30里格(1里格约合今5公里)外做买卖,货物从广州运走。

这里的所谓“许可证”,也就是明前期朝贡贸易使用的勘合。这段记述的内容不见于中国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说明广东官方对待朝贡贸易与商舶贸易采取不同的政策,但非法的商舶贸易事实上已经获得默许。广州—南头(屯门)之间的中外生意非常红火,南头成为广州的外港,那里的贸易构成了广州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番舶不绝 官牙活跃

皮列士还详细描述了南头及其附近海岛,来自马六甲方面的船只停泊的情况:

从广州这边到马六甲30里格处,有一些岛屿,与陆地上的南头,被规定为各国的港口,如普罗屯门等等。当上述船舶在这里停泊时,南头的首领就把消息送往广州,商人立即到来估计商品的价值并付关税……然后他们携带着由这种或那种物品组成的商货,各自回家。

上述马六甲的船只前来停泊在距广州20或30里格的屯门岛外。这些岛屿靠近南头的陆地,距大陆有一里格的海路。马六甲船停泊在那里的屯门港,暹罗的船在濠镜(Hucham,即澳门)港。我们的港口比暹罗的更接近中国三里格,商货运往该港而不运往别处。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揭示如下重要事实:

一是官府对广州与南头之间“非法的”但客观存在的中外私商贸易已经“习惯”,南头及附近海岛被默认为是对外贸易的场所。“非法的”贸易不允许在广州城内存在,但在比较隐蔽的偏远海滨则无妨,因为这种贸易能够带来实在的经济效益。

二是中葡早期贸易揭开序幕。马六甲其时为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与广州(南头)的贸易实际上就是中葡贸易。《明史》记载,正德年间布政使吴廷举等对番舶“不拘年分,至即抽分”,广州“番舶不绝于海鋐(堤岸),蛮夷杂沓于州城”。市面活跃,应该有中葡贸易的贡献。

不过,这种关系为时不长。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去世,留下遗旨:哈密、吐鲁番、佛郎机等“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随后世宗(嘉靖帝)即位,下令将皮列士等押送至广州,并责令葡人恢复满喇加国(即马六甲王朝,1511年遭葡人入侵,后沦为其殖民地)。不久中葡水军在屯门、茜草湾发生海战,葡人被驱逐出广东,南头贸易中断。

三是南头的贸易主要在海岛上进行,葡萄牙商船(即马六甲船)停泊在屯门港,暹罗船则在濠镜港。

四是广州—南头之间出现皮列士提到的有了“估计商品价值并付关税”与“携带着由这种或那种物品组成的商货”的中间商——牙商。商品交换离不开牙行,牙人的中介作用不可忽视。

官府容许中外贸易,却不愿意直接面对外商,需要中间商居间接应。因而特许一些商人贩货到南头,与葡萄牙人贸易,同时负责收税。这些具有官商属性的官牙,是官府控制贸易的一种组织,后来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在广州所立“客纲”“客纪”,大概就是此类牙商。

荷兰学者包乐史教授(著有《中荷交往史1601—1999》)说,早期荷兰人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碰到“各自代表大相径庭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常常“非常难以理解对方的立场”,当外国人前来时,传统的世界观桎梏了中国官员们的创造性思维和灵活的反应能力,于是,官员们宁可由中国商人去与外国人打交道。这里的“中国商人”,就是指有官商属性的行商。

南头体制 广中事例

《剑桥中国明代史》里说,明初期朝贡贸易是“皇帝按照宋元两大的成例建立起来的”,并且“一开始就与实际上的国际贸易交织在一起”。朝贡贸易为合法,还存在抽分。不过统治者为怀柔远人,显示富强,对贡使实施减免优惠,抽分制成为一纸具文。

南头贸易起初属于不合法的走私活动,然而中外交易,通过征税可以为官府提供滚滚财源,贸易越红火,官府获得的而利益可能就越大,因而对地方当局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官方往往睁一眼闭一眼,给南头贸易留下了相当的腾挪空间。皮列士给我们留下了难得的贸易税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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