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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居民直接税负为前提的减税不合时宜
2019-02-16 09:58 作者:梁发芾 来源:中国经营报

2019年将有更大幅度的减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研究员王小广近期表示,增大减税力度,关键是增加税收来源:“中国目前税制体系以间接税为主,比如企业所承担的一些税负,最终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未来要大幅提高直接税的比重,这样才可以相应降低企业方面的税负。”

王小广的看法,实际上是以增加直接税作为降低间接税的前置条件,即大幅增加直接税的比重,给间接税即增值税等减税,也就是说,通过增加直接税换取间接税的减税空间。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是,目前的宏观税负不降低,税收增幅还要保持这些年的趋势,需要做的只是在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进行调整。换一种说法就是,将企业的税负降下来,把居民的税负增上去,保持社会总税负基本不变。这种观点在财经专家中有一定代表性。

那么,我国是否有大幅增加直接税的空间呢?

目前我国的直接税税种,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目前也在减税之列,并无大幅增加的可能。所以 ,如果说大幅度增加直接税,那么,无疑主要就是增加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今年进行了调整,总体效果是减税。以后,随着收入的逐步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也一定会较快增加,但并无大幅增加的可能性。有人喜欢援引美国的例子,认为美国个税占到联邦总税收的一半,如果中国实行税制改革,也可像美国那样大幅提高个税等直接税的占比。这显然是不顾中国国情和特色的天方夜谭。美国个税占比高,一个原因是美国劳动者的工薪收入比中国高,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投资企业,拥有各类股份,财产性所得非常高。相比之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占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并不给个人分红,中国居民财产性所得远远少于美国居民;同时,由于税制和征管措施不到位,国内有很多财产性所得的人又通过各种方法避税。这种国情决定了我国个税主要以劳动所得为主。这种情况下,虽然我国个税占总税收的比重将会不断增加(2018年也仅为8.8%),但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成为主体税种。指望提高个税而增加直接税占比,是完全不现实的。

另外,王小广所说的“关键是增加税收来源”,即开辟新税源,可能指的是拟议中的房地产税。目前,我国针对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有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几种,都是小税种,2018年这几种税收的总量是1.8万亿元。如果未来开征房地产税,会不会创造大幅度的收入呢?

让我们做一些分析。开征房地产税的强烈理由,是地方政府没有收入来源,需要开征房地产税。按照有关方面的设计,未来房地产税首先要把现有的契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予以整合。2018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超6.5万亿元,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1.8万亿元,即2017年全国土地财政至少达到8.3万亿元,地方政府从房地产中得到的税费是天文数字。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理由大幅增加房地产税的收入呢?如果将房地产税作为对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杂税的替代,那么,每年征收至少8.3万亿元的房地产税,才能使地方收入保持目前水平不减少。显然,征收如此之高的房地产税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房地产税开征后,同时继续征收土地出让金,在存在6.5万亿元规模的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房地产税也不现实。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认为直接税没有大幅度提高的空间,通过大幅度提高直接税,然后再降低企业间接税的税负,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另外,通过大幅提高直接税给间接税降税腾空间,这种思路也值得商榷。按照这种逻辑,目前的宏观税负就是合理的,只是需要在直接税和间接税之间进行重新分配,把企业减下来的间接税,以直接税的方式给居民加上去。通过这一加一减实现税负的重新分配和转移,而不是总税负的降低。而事实上,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偏重的,减税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降低过高的宏观税负而不仅仅是在企业和居民之间重新分配税负。按照最新数据,2018年全国税收总收入达到15.64万亿元,而这个数字意味着全国13亿人人均税负是1.2万元。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这还不包含其他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让金、社会保险金等等。这种情况下,降低宏观税负是减税的应有之义。如果降低间接税必须以增加直接税为前提,把企业减下来的税又给居民加上去,这与人们期待的减税是完全不相符合的。

最后,从现实经济发展的需要来说,大幅增加直接税也是不可取的。2018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消费支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而消费能力的提升,必然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量增加居民直接税负担,必然缩减居民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费需求。目前主要针对企业进行的减税政策,意在减轻企业的负担和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这是从供给侧进行的改革。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减税降费的同时,也要进行针对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需求侧改革,即减低居民税负,提高消费能力。经济增幅下滑的严峻形势面前,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任何增加居民税负的措施都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任何增加居民税负的建议都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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