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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问题、“五四运动”与国际秩序
2019-01-19 08:31 作者:安东尼·卡蒂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一战期间,日本对德宣战,以中国山东为战场战胜德国军队。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希望就此收回山东主权,而日本却想要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利权。中国代表团(尤以顾维钧为代表)提出了合理的法律依据却未能得到和会支持,中国国内爆发“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2年,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最终撤离山东。

中国代表团反对将山东权益交给日本的理由非常充分:一、德国曾在1914年提出将山东领土权利返还中国,却被日本阻挠;二、德国和中国双方签署的山东租借条约中,禁止德国将任何权益转授第三方;三、日本用以作为在山东派驻警察、进行行政干预的理由,是给中方提供了修建铁路的借款,但该借款是由日本私企提供,且相关借款合同并未获得北京政府议会通过;四、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应得的基本待遇是,废除与战败国此前缔结的不平等条约。

西方列强(美、英、法)在意大利退出和会之后,对中国的诉求给予了一定的认可。尤其是美国威尔逊总统和英国代表团副主席贝尔福对中国表示的同情和支持。但这些同情态度相当程度上出于保持“均势”的需要,英美等国不愿日本等国在中国扩大势力,威胁到自身在国际范围内的强势和安全。列强在支持中国的法律立场上,说理也并不充分,只有贝尔福提出了“日本在山东的实际利益范围远大于中德、日德条约范围,违反了日英之间的协议”这一理由,作为英国对其施加压力的依据,在法律上较有说服力。

当我们理解了山东问题的前后,就不难看出:当时的国际法本质上是一套西方强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规则,中国代表在山东问题中处理法律话语问题较有力度,但在认识其本质上还有不足。在今天中国与西方交往之中,这些经验也是非常值得中国政府予以注意的。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是他在2018年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英国埃克塞特全球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法意”暑期学校上的专题演讲摘要,由刘文娟(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硕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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