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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关系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
2018-12-29 09:37 作者:章永乐 来源:中国经营网

章永乐

辛亥革命是在一战前夕复杂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爆发的。当时,欧洲的“大国协调”已经破裂,两大阵营剑拔弩张,1911年更是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编按:当年7月1日,德国派出战舰到北非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宣示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目的是为了向法国追讨赔偿。这次危机可视为是一宗因殖民主义而起的纷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法、德、俄、美、日六个近代帝国在中国却达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以来的第二次“大国协调”,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的走向。

20世纪初,英、法、俄三国协约结成反德同盟,再加上英日同盟与日俄密约,各帝国在中国制造了一个协调圈。德、美两国与这一协调圈有距离,但受到其他帝国的制约。围绕着“湖广铁路借款”与“币制改革及满洲实业贷款”,英、法、德、美组成“四国银行团”以垄断列强对清政府的借款,后来又吸收了日、俄两国财团的加入,扩大为“六国银行团”。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与革命派在财政上都极其窘迫,极为期待列强的贷款。而六大列强通过银行团体制进行协调,坚持“金融中立”,强调只能贷款给一个得到全中国接受并获得列强认可的政府。这就使得南京临时政府不仅无法推进北伐计划,甚至连日常运营都举步维艰。

原本支持君主立宪的英国,考虑到其在华势力范围处于南方革命派的掌控之下,不得不对革命派作出一定让步,最终支持由袁世凯出任领导人的共和方案,并抑制了反对共和方案的日本政府的干预冲动。“大国协调”的结果,是袁世凯获得列强政治与财政上的支持,迅速成为南北统一的共和政府的领导人。

对这一国际环境的分析,有助于阐明,辛亥革命中的南北妥协,一定程度上是一场外力介入并“催熟”的妥协。一个形式上获得全国承认的共和政府迅速形成,但南北双方就民国的法理基础,却出现了不同的历史叙事。

革命派认为主权为人民所固有,革命派代表人民公意起义推翻清政府,民国政府来源于代表了人民主权意志的革命行动;大量清朝官员与立宪派人士认同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叙事,即清朝皇帝顺应天命转移的大势,将自身的主权公之于众,并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同时也获得了共和政府优待条件的保障。

两种不同的立场,其基础是两种不兼容的主权理论。两套叙事都通过自己的理论逻辑,坚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但就政体的组织形式而言,两套不同的叙事却派生出极其不同的主张。

逊位清室优待条件的颁布形式值得讨论:不是两个政府共同签署一个协议共同颁布(这一形式对于两个均自认为全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来说是不可能的),而是在各自的法统内部颁布了大致相同的内容。在民国的法统内部,优待条件的地位属于一个特殊的立法;同时,这种法律实践在欧美列强那里并无先例可循,导致在民国政府与逊清朝廷发生纠纷时,没有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法。

因此,1911~1912年的“大妥协”,一方面迅速完成政权过渡,完整继承清朝疆域成为当时政治精英们的共识,但这场妥协在多方面也埋藏下了北洋时期一系列政治冲突的种子。明乎此,我们就能意识到民国建国基础的脆弱性,进而理解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新型革命所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本文是他在2018年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与英国埃克塞特全球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法意”暑期学校上的专题演讲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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