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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与分流:中、欧跨世纪竞逐(下)
2018-12-29 09:34 来源:中国经营网

在近代早期(1600~1900年),中国比欧洲更加容易通过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尽管欧洲和中国的经济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我们并没有发现,这种差异使两者的经济走势呈现出本质上的不同。

而政治上是否实行“代议制”,似乎也并没有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深刻地影响到经济的表现。当然,这样的观点一定会受到许多质疑,因为工业革命(编按:大约18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之前的政治和经济运作方式,不会跟19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大分流毫不相干。

事实上,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我们只是想说明,左右中、欧经济大分流的许多关键性差异,其实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出现了。尤其是1650年至1800年之间,欧亚大陆两端各自的政治架构,已经成为定局。

传统中国的成功“难以想象”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幅员辽阔的政治空间,与一千多年前的汉朝如出一辙,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是极为相似。而18世纪中期的欧洲,正处于严重的分裂之中。其分裂的程度虽然不及中世纪,但远远超过今天。

总而言之,在上面提到的所有时代,欧洲都未能达到中国那种程度的统一。和此前的研究者不同,我们不认为这种差异是源于欧洲的某种文化基因,也不认为政治和经济环境从很早以前就赋予了欧洲某种确定无疑的优势。

我们将要说明,在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比欧洲的政治经济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行政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加成功。因为他们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中,维持了长久的政治和平与社会安定,这对于欧洲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时至今日,19世纪的“大分流”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如何获得成功的故事,更成为一个中国因未能仿效欧洲而遭致失败的故事。更进一步说,“大分流”还成为一个在中国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挑战的过程中,政治经济遭受重创的故事。

这段历史与21世纪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毫不相干,但中国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其实至少一定程度上与这个国家过往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当欧洲的君主和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平息国内叛乱、镇压异己力量的时候,中国的官员却在阅读一本在内容和主旨上都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大异其趣的书。这本书名为《大学衍义补》,作者是15世纪著名的儒家学者丘(1421~1495年,历事明中叶四朝皇帝,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他既总结了早前几个世纪影响深远的治国方略,又加入了自己的按语。丘将这本书上呈御览之后,明孝宗(1487~1505年在位,年号弘治)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刊行。

这本书成为当时明朝官员最重要的参考书,其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水利、仓储、税收、少数民族治理等诸多方面。清朝皇帝继承并发展了这样一套治国传统,他们制订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以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他们十分清楚在一个农业帝国中怎样实行“仁政”。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清朝皇帝已成功地控制了帝国内的定居农业人口(占到帝国总人口的90%以上),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去管理这个比明朝更加生机勃勃、锐意进取的社会。

内外交困阻碍晚清转型

19世纪英国对全世界的控制,是依托在其几个世纪的海洋探索和征服的基础上。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借助经济掠夺来建立和巩固国际政治地位,这种能力依赖于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而且这样的变革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

欧洲内部频繁的战争,使企业主们纷纷涌向城市,寻求庇护,城市里的相对价格变得更有利于资本投资。除此之外,大量企业的聚集还促进了经济的成长,军事技术的改进也有助于提升民用技术的水平。我们认为,中国并不是不能走欧洲那样的道路,但还要准确地评估欧洲的世界性扩张对于中国的影响。当中国被迫进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后,一系列的政治异动,阻碍了中国按照自己的节奏实现经济转型,甚至使得这种转型变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1850年之后,我们再也不能将中国和欧洲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地域。事实上,他们之中任何一方的政治和经济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另一方相应的变化。对于欧洲来说,来自中国的影响可能是比较有限的,它更加看重的是与美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关系。但对于中国来说,关注的所有政治和经济问题,都不再是一国内部的事务。

尽管19世纪的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任何一个列强的正式殖民地,但外国企业和官员对于中国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欧洲人凸显存在感的同时,中国政府却面临双重挑战,变得日益疲弱,它既要坚持18世纪的治国方略,又要建立一个能够应付国际事务的新型国家。

在1850年之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中国政府始终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更别提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秩序。然而一个新的中国政府在1949年建立起来,它不仅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成功地接管了以往清朝统治的大部分土地。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壮举,乃是因为将国家统一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央政府有效地掌握着治理国家的权力。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再一次获得了空间规模上的优势,走上了一条欧洲人在二次大战以后才开始渐渐探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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