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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恐怖”——清末谋炸摄政王案探微
2018-12-28 13:49 作者:董建中 来源:中国经营网

清宣统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正午,在北京琉璃厂大街光天化日之下,27岁的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黄复生居然遭遇了一次“碰瓷”。
一个陌生路人突然拦住黄复生,捶着他的胸,说:看看你使用的假钞票!黄以为是江湖上惯用的当头闷棒之把戏,就说:我的事我明白,你不得无礼。可是很快对方就来了许多帮手,将他双臂紧紧扭住,不由分说,硬是推上一辆骡车。车子经过大栅栏时,路旁已军警林立。最终,黄被押送至内城总布胡同的警署。
当即有官员坐堂审问,一拍惊堂木,说:你干的好事,还不速速招供!黄复生答:我究竟犯何罪?招什么供?我犯罪的证据何在?当时并无人证和物证,他拒不招认。
到下午两点左右,黄复生看见有大车将其在琉璃厂附近租住的东北园宅中所有物品都运来了,还看见一辆骡车,上面押着他的同党汪精卫。这时候,黄知道事情已全部败露。
清末震动全国的革命党人谋炸摄政王载沣一案,至此告破。

谋定

孙中山等领导的反清革命,除了四处宣传,积极筹备武装起义外,也把实施暗杀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手段。较著名的有,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光复会会员吴樾携炸弹进入北京车站,谋炸清廷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载泽、徐世昌、端方等五大臣,结果事败牺牲。
1907年至1908年,是以同盟会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最频繁的两年,但在两广、云南边境的多次起义全部失败。此时,同盟会成员大多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内部分歧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909年春,黄复生和汪精卫(两人同龄),与在日本的同盟会会员黎仲实、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一起,组成一个七人暗杀团,期望以激烈的行动,重振同志士气。
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年过八旬的中共高干、老同盟会员吴玉章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其中对这个暗杀团最初的活动有较详细的记载:
他们开始把目标首先放在了把守长江口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都未能付实施。
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上旬,汪精卫和黎仲实、陈璧君从香港北上,决意执行剌杀计划,“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临行前,汪分别给孙中山和诸同志写信,表达了自己誓死的决心:
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弥缝,只有实行暗杀成功,才能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他愿意进行暗杀并为此献身,要求事发后,立即《中兴报》登出。
《中兴报》即《中兴日报》,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机关报。
另一位同盟会资深骨干冯自由,于1928年出版《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专设一章记录黄、汪暗杀团的活动,并且收录了黄复生的《自述》,黄在文中以当事人身份详细披露了刺杀摄政王行动的内幕。
宣统元年九月,黄复生已到北京,十二月汪精卫等人随后抵京,喻培伦还带着照相器材。他们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设一照相馆,取名“守真”,这是为了避人耳目。同时在附近的东北园租屋居住。守真照相馆于宣统二年,即农历庚戌年(1910年)新年开张。
起初,黄复生与汪精卫携带炸弹到前门东站,试图袭击赴欧洲考察陆海军回国的载洵、载涛两贝勒。他们携带皮包,包内有铁壶,盛满了弹药。至车站,从早到晚等了一整天,等到两位贝勒下车,只见车站内满是头戴红翎之人,因为天黑,黄、汪无以辨识何为载洵、载涛,恐炸错了人,不敢冒昧下手。这一天雪下得很大,行动辛苦至极。
他们又打算炸庆亲王奕劻,因为警戒森严也没有机会。最后众人决定,擒贼先擒王,刺杀当时的清朝的最高掌权者——宣统皇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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