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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国家制度,日本到底学了谁?
2018-12-17 11:25 作者:萧西之水 来源:中国经营网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欧洲各国多次调研,最终引入德意志帝国的经验而形成日本宪法与法律体系——这便是中国人熟知的“日本学习德国”理论。

但问题在于,日本宪法与德国宪法一点都不像。

首先,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包含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符腾堡等25个邦。对于帝国主权归属问题,宰相俾斯麦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答案:“帝国主权不属于皇帝,而属于各邦政府统一体”,至于“德意志皇帝”这个名号也只是“德意志联邦主席”的别称,并不是中国人理解中的“皇帝”。事实上针对国家大事,“帝国皇帝与帝国宰相合作决定大政方针”,也就是说德意志皇帝已经高度授权俾斯麦来处理国家大事。不仅如此,德意志帝国的陆军所有权归属各邦、仅在战时归属皇帝统率,还有诸如糖类消费税等也由各邦自行收税,帝国政府不参与。

但反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展“废藩置县”,成立了单一制国家,不可能允许军队、税收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甚至也不可能允许“万世一系”的天皇只是日本帝国的一个“联邦主席”。列举之下,我们会发现日本与德国之间的不同点远远多于相同点:德国理论上只有一院制的“帝国议会”,而日本却是两院制的“贵族院”与“众议院”;德国国会选举实行成年男性普选,而日本直到1925年才通过成年男性普选法案;德国国会不能提出任何法律议案,只能审理与通过他人提出的法案,而日本众议院却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提出法案。

那为什么说日本学了德国呢?严格来讲,日本并不是学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而是学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邦国-普鲁士王国在1850年制定的宪法。德国尊重每一个邦的实际权力,因而普鲁士宪法与德国宪法一直并行,又由于普鲁士影响力最大,所以普鲁士国王也即德国皇帝。但有趣的是,德皇威廉一世对于“德意志帝国”概念并不感兴趣,他始终认为帝国就是俾斯麦蒙骗其他邦国为普鲁士王国效力的一个工具。从个人意识上说,他始终坚持自己对于普鲁士王国的绝对统治权,所以普鲁士宪法也就更为严苛专制。

在普鲁士宪法中,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日本学习的痕迹。比如议会是两院制,“立法权由国王与两院共同行使”;选举方面,普鲁士王国以财产及缴税的标准将选民分为三级选举权,倾向于让更具有财产优势的阶层获得更多选举权,即所谓“限制选举”;陆军军权方面,普鲁士王国奉行国王的绝对领导体制。换言之,这更像一个日本理想中的“君主专制”。

然而从实际形态来看,日本帝国在1889年宪法之外还存在一部“宪法”,即同样在1889年订立的《皇室典范》。正如当时内阁法制局长井上毅所言:“皇室典范乃宪法之上位者”。《皇室典范》不仅规范日本皇室的礼仪,更明确了日本皇室的世袭财产(世传御料)与经费来源,日后日本贵族管理制度(华族令)也挂靠进《皇室典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皇族、华族礼仪及财产管理体制。换言之,国家的一部分财产处理权与裁决权并非出自宪法,而是出自于《皇室典范》。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又极类似于英国。英国并没有名为“宪法”的法律文件,但存在诸如《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议会法》等多部宪法性文件,各自派生出一系列法律,共同组成英国宪制体系。更有趣的是,到了1890年,日本甚至直接借鉴英国的枢密院,凌驾于贵族院、众议院之上,成为日本审核各项法律的最终裁决机构。如果枢密院不同意,那么政府或众议院提出的法律议案也不能生效。

而且结合宪法订立者伊藤博文的经历。他本人曾在1862年前往英国留学,对先进的英国工业印象深刻;明治维新以后,他撰写的多部立宪建议文章也都是以英国作为参照物;更重要的是,英国宪制已经实行200余年,虽没有一套成文宪法法典,但其皇室、贵族、政党、议会之间均保持着高效平衡,甚至于普鲁士王国从19世纪初期就大量参考英国而形成自身的宪制体系。如果要学习,何必舍师求徒呢?

所以问题来了,日本宪法到底是学了德国还是学了英国呢?答案是两者皆否。

实际上,所谓“英式”或“德式”宪法的分歧并不是发生在现代,而是发生在日本立宪之前的1881年。这一年,主管财政的参议(议政官)大隈重信私下提出一份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希望以英国为蓝本,在年内制订宪法,并在1883年召开国会。但意见书的内容不胫而走,遭到不愿立宪的保守派反扑,最终大隈重信作为“激进派”首脑被赶出政府。

在这次所谓“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保守派重镇井上毅提出《宪法意见书》等5项文件,将立宪政体分为“英式”、“德式”两种:认为“英式”政体的“国王徒拥虚器,实形宛如我国中古以来政治实权归于武门(幕府)无异”;“德式”政体的“国王不仅统御国民,且理国政,立法之权虽分于议院,行政之权专在国王手中”。这种说法不顾实际,把英国制度类比为江户幕府,自然让推翻幕府的明治政府倍加反感,所以从1881年开始,政府内部倡导学习德国的呼声就越来越大。1882年,政府首脑伊藤博文也不得不前往德国进行宪法调研工作。

不难发现,以井上毅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派对西方国家了解很浅,所谓“英式”、“德式”分类也过于武断。后来井上毅在德国实地考察后,便悄悄把效仿的对象从“独乙国”(德国)改为“孛国”(普鲁士),这说明他已经发现德意志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的宪制有所不同;而在伊藤博文1885年建立近代内阁制度、进而在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时,井上毅也提到日本新建立的体制有着大量“英国风”。

但对于后发国家日本而言,任何制度都要适合国内实际情况。当时日本民间出现“自由民权运动”,要求仿照英国开设议会,给予普通人以参政议政权力,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日本政府不可能机械性地照搬普鲁士宪法。

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说过,“宪法仅止于日本政治之大纲目,条文之事应简单明了,且能顺应国运进展而伸缩自在”。在宪法订立过程中,伊藤博文明显没有给宪法设定一个“英式”或“德式”的目标,而是一种与国内的保守派、“自由民权”派以及军队等各利益集团妥协的工具。只要能帮日本渡过眼下难关,伊藤博文并不看重宪法具体怎么写,毕竟明治政府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包括伊藤博文本人在内的几名“元老”手中,只要能够“伸缩自在”,他们就可以自由解释宪法,继续维持国家稳定。

(校对: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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