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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史家的“西行漫记”
2018-12-08 09:34 作者:梁承邺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39年7月至1940年4月,近9个月时间里,先父梁方仲离开了他任职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驻地昆明,单身奔走在四川、陕西、甘肃及今内蒙古进行农村土地经济调查,搜集社会经济资料。

此次调查为期颇长,又曾进入过陕甘边区延安近两个月,会见或访问过不少共产党和国民党政要及其他著名人士。这段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大事受到不断的盘问追查,先父所写“交代”或证明材料不下十份,文字累计超过数万言。而其实那是在学术研究中长期重视实地调查的父亲,一次重要而光明正大的实践活动,无疑让他对当时的共产党有了具体而进一步的认识,加深了对新世界、新社会的憧憬。

今年适逢先父诞辰110周年,学界同行后辈纷纷缅怀纪念。值此机会,有必要对近八十年前那段独具意义的旅程予以补充记述,既修订多数父亲《传略》中的疏漏,或许还可提供那个时代某些事情及人物的几段难得史料。

旅人“使命”

实地调查与资料搜集并重,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建所(1928年于广州)后,主要负责人之一陶孟和一贯主张并严格坚持的传统。父亲在治社会经济史时,也始终努力摸索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939年六七月间,陶孟和交给年方而立的父亲一项任务——往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查农村土地经济和搜集资料。出发前先父与同事兼好友严仁赓(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抗战时留美进修,战后回国任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拟定工作计划,目的地之一是陕北的延安、绥德二地,主要是前去了解国共双方对一个刚提交到重庆国民政府的《土地公债券方案》的意见。

这个方案最初由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提出,起草时邀请了中共中央派人参加,中共土地部长王观澜出席并提出过修改意见。临行前,陶孟和对父亲说,此次调查是经济部长翁文灏建议的,经济部给予经费支持。陶氏之所以选先父,一是认为他已有较好的实地调查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父亲过去与革命人士(含共产党员)关系较好,易于获准入延安访问调查。

而父亲早些时候内迁西南时,途经长沙,偶尔看到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伦敦初版发行),非常感兴趣,应思想进步的社会所同事吴半农之邀,一起翻译该书。成稿后才得知另一个译本(复社本)《西行漫记》即将付印,不得不忍痛放弃。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产生了一睹延安真容、探个究竟的想法。

1939年七八月间,父亲先到重庆,再转成都、灌县等地,了解川省的农村土地经济以及水利等情况,并搜集一些资料。按照当时国共双方的协定,进入延安(陕甘宁边区)需经(中共中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批准。在重庆时,父亲向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提出了申请,并获同意。等前去开具证明时,周氏已返延安,乃由邓颖超接待,并介绍与董必武、叶剑英做了两次长谈(相关文章见本期E2版《“陪都”初会红色高层》)。

不久后,手持董必武介绍函,父亲到了西安,见到林伯渠(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和伍云甫(编按:红军电台创始人)处长。与林氏长谈数次后,让父亲坐八路军卡车去延安,同车者为宋时轮(1926年入黄埔军校,1955年授解放军上将军衔)。10月初到达延安,边区交际处派人来接,安排住于西北旅舍。到延安时,因王观澜已赴前线,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接见,详谈两次,每次五六个小时以上。

第一次主要听高氏讲解,第二次高氏对父亲事先送去的那份书面材料所提的十几个问题,逐一作了详细解答,主要是围绕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方面。高称,在现阶段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国民党却不然,它的实际措施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共产党早已停止了苏维埃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现时实行的是减息减租政策,对于愿意回到边区的地主,也分给一份土地,让他们维持生活。

对于何绍南那份《土地债券方案》,高认为基本可以,但必须认真执行,切不可说一套,搞的是另一套。高要父亲在延安多参观一些地方,多访问些人,多了解边区的历史和现今情况。

遍访“群贤”

在延安,父亲走访过不少部门和个人。例如,在鲁迅艺术学院,访问了冼星海,冼谈的是边区音乐发展情况。当父亲说到自己已能唱他所作的《黄河大合唱》一小段和一两支陕北民小调(这些都是在延安由清华校友汪家宝教会的),冼氏很高兴,马上就在父亲手册里写下几行由他新谱制出来的乐谱,其乐观情绪给父亲印象很深。

见到丁玲时,她详细介绍了边区文艺创作的动向,还向父亲提到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经开过几次会议,对曹禺(编按:曹为梁方仲的清华校友,两人因共同爱好文艺而相交)的《雷雨》进行讨论,原本决定给他赠送奖金,但最后讨论的结果,还是认为这个剧本不免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所以决定不给奖了。她嘱父亲回到重庆后,不可把这个消息告诉曹禺,以免他失望。但父亲见到曹禺后,还是忍不住跟他透露了风声。

时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向他介绍了边区的一般教育情况,尤其是民众教育、扫盲运动方面。周扬和丁玲都曾在父亲的手册上题词作纪念。周扬所题的是毛泽东的话:“鲁迅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见到主任王稼祥,彼此讨论了边区的一般经济情况,也谈到土地政策方面,边谈边吃花生米,喝酒(父亲不能喝,王氏自喝),交谈既严肃又热烈、轻松,父亲倍感亲切。

另外,父亲也会见过曹菊如(边区银行行长)、南汉宸(边区财政厅厅长)、冯牧(文学评论家,其父为民国时著名中外交通史专家冯承钧)等人。还听过毛泽东两次讲话,其中一次涉及哲学问题。

除了访问外,在延安时父亲还去参观了生产展览会(两天,抄写了大量统计资料)、工厂(肥皂厂)、延安自然科学院,以及抗大举行的歌咏比赛、文娱晚会、体育比赛等。使父亲很高兴的是在此地遇见了好些原来已相熟和新结识的清华校友,如李乐光、汪家宝、董文立、谌亚选等,大家经常聚会谈天。

这些校友一方面显得工作学习很忙,另一方面表现乐观和较为开放。通过校友们的交往,加深了父亲对延安的认识。特别是一位叫曹葆华的校友。曹氏与父亲在清华时因对文学诗歌的共同爱好,已相当熟悉,父亲到达延安前,曹曾郑重地让父亲把沿途以及延安的情况向他报告。父亲一到延安便给曹写了一封信,不久曹便从山西转至延安,在鲁艺教世界文学史,工作卖力,热情高涨。

父亲离开延安时,曹到旅馆专门话别,并托传话给他的朋友们,说:“我曹葆华如果不是从延安光荣地出来,就决心死在延安!”诗人气质尽显无遗,反映出革命进步青年当时对延安的向往与深厚感情,也是中共改变策略,明确提出抗日统一战线所产生的明显效果之一例。

书生之“见”

在延安的考察访问,父亲受到诚恳、殷勤的接待。食宿费坚决不收不说,父亲生病时,交际处金诚处长(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古从军马上带父亲去医务所就医,还不收费。人们来问寒问暖,同车回延安的宋时轮闻讯也赶来探望。当父亲因延安天气骤冷需添增棉衣时,古氏连忙将他领到一专门为干部做衣服的窑洞去购买,比到市场上去买便宜、省时,更添一种亲近感。

使父亲感触殊深的是见到如此情形:边区官员平易近人,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极艰苦朴素,看不到贫富悬殊奢侈浪费的现象;生产自救,开荒种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生活紧张团结,抗战情绪高涨……呈现一幅全区干部和民众为创造一个新世界在努力拼搏的动人景象。

当然,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教育而初到延安的科研工作者,父亲那时也看到自己不熟悉以至不理解的事物,曾公开或私下表达某些疑问。像抗大学生的文化程度那样参差不齐,怎能编在同一班级进行学习?为什么要用大学这个名称?为何不多设几间专门性和技术性学校?为什么不多开几门文化、业务的课程?

又比如,为什么边区不挂上牌子?为什么白区的报刊在边区看不到?为什么新华书店不出售白区出版的书籍?不理解延安自然科学院负责人两三个钟头的报告像政治报告,为何科学方面的内容很少?又向高自立问过,有无和平土改可能性?以上疑问是父亲“文革”交代材料里的原话,只是每次疑问之后,都尽量上纲上线地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除延安外,父亲去了陕、甘许多地方,还有内蒙古。1939年11月,父亲从延安出来径直到绥德,见到了该地专员何绍南。何氏相当直率地说,他那个《土地公债券方案》的目的,是要和共产党争夺群众,他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出席参加讨论,乃形式上不得不敷衍中共。何故意强调,尽管中共已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际上没有一个地主敢回边区去(父亲当时无法再去求证其说)。何还声称他拟定的“方案”,是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唯一好办法。

与何氏讨论中,父亲纯粹从学理和一般原则提出质疑,指出何的草案中把地价定得太高,地主方面占了便宜,而农民每年要摊还的地价(年租)也定得太高,负担太重,其实际后果是,农民必须尽最大努力,经过很长时间才有可能取得土地所有权。结果双方各执一词,谁都说服不了谁。回到重庆后,父亲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向翁文灏汇报时也不改初衷。

“沙王”“阎王”

从绥德北上,在米脂完成调查后,父亲去榆林见到邓宝珊(编按:西北军重要将领,1948年作为傅作义全权代表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和平解放协议)要求去三边(编按:原陕西省西北部安边及定边、靖边三县的合称,抗战时期为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分区,简称“三边”)。邓氏称,三边一带不只交通困难,而且难保安全,所以调查比、法教堂侵占我国农民土地的原计划只好放弃。

邓氏认为去内蒙古调查还是可以的,并建议趁“蒙藏委员会”有人将去那边之便,大伙结伴而行。父亲因此前往内蒙古的扎萨克旗,见到沙王(编按:相传是成吉思汗第30代孙,时为国民政府设立的绥远省境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沙王及其白姓秘书称,在长城内外农垦地带汉人侵夺蒙人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更严重的是,汉族商人对蒙人牧民的经济掠夺。沙王希望中央(国民政府)能够拨一笔款,并直接经营羊毛的收购和运输事业,严禁汉商的高利贷以及种种非法贸易的活动。

父亲在内蒙古时 ,曾就此开列一调查提纲,请当地有关人士提供具体资料数据,他自己也调查访问过一些相关人士。由内蒙古回到榆林,父亲仍循原路,经米脂、绥德再一次进入延安,时已为1940年1月,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星期,并听了毛泽东第二次讲话。

离开延安前,高自立在交际处又请父亲吃了一顿饭,作陪者仍为曹菊如、南汉宸、周扬等。席间,父亲向南汉宸了解边区的财政状况,尤其在救国公粮方面;向曹菊如了解边区银行情况。1月中旬,由边区交际处安排搭上了南下西安的八路军卡车到鹿县后,父亲雇了骡子往宜川,深夜到达秋林,翌日早上会见了阎锡山。

他俩交谈不久,阎氏就把他的《土地村共有方案》向父亲大加宣传,认为这是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最好办法,也是“防共”的最好办法。这个方案抗战前几年阎主政山西时已公开发表,并在太原附近做过一些小规模试验,有人为探究竟曾到太原做调查,并与阎氏当面讨论过。如天津《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等。

父亲向阎氏询问的主要问题是,该《方案》在抗战期间有无实施的可能,有哪些应该修改的地方?阎毅然回答,正因是抗战才更有实施该《方案》之必要,不只可以加强民族抗战力量,而且彻底解决民生问题,对于共产党的“赤化危险”也可作釜底抽薪之计。并强调小修改可以,大修改完全无必要。

当父亲问道“‘土地村公有’和工业化是否有相当密切关系,应该怎样进行?”阎没有正面回答,宣称他在山西创办的几种工业有明显的成绩,并列举苏联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煤、铁、棉纺织工业的生产数字,以表明自己对各国工业发展的情况并不生疏,并拿来和战前山西发展的速度作比较,说中国工业化的前途极为光明。

由父亲所介绍的阎氏谈话要点中,可知阎防共反共的立场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并无改变,同时他对治国治省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并相当认真地去探索。

难避“党争”

1940年4月父亲结束西部的调查,折回重庆。遵照陶孟和的意见,往见经济部翁文灏部长、宣传部王世杰部长,财政部顾翊群次长和资源委员会钱昌照主任。交谈中父亲明确表示,基本不赞成何绍南那个《土地公债券方案》。

当被问到对边区观感时,父亲列出边区政府许多优点,也坦然道出自己某些不理解之处,同时也大胆批评国民政府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因为他觉得翁、王、顾、钱这几人原来都是知识分子、留学生,多有大学里的教书经历,又有研究学术之背景,不少为新加入政府,从政时间不长的人,故在他们面前谈话也没有太大顾虑。

与王世杰会面时,他以为谈话已结束,起身欲告辞,王氏却要他留下回答两个问题:“在延安有无看见反对国民党的标语?把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国民党的进行比较有什么看法?”关于后一点,王氏再三要求父亲畅所欲言,不必有任何拘束。

父亲很快回答:绝对没有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贴出来,反对的只是汪精卫等汉奸的投降、分裂活动,对国民党的抗战是表示支持的,自己所听到过的毛泽东两次讲话,其基本精神就是如此。而中共提出的三个“坚持”、三个“反对”(编按: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比国民党提出的“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和“精诚团结、发奋图强”等口号有较明确的具体内容。比起国民党的“党内无党,派外无派”,“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也有较大的号召力。

最后一句话刚出口,父亲马上觉得有点懊悔,恐怕会遭“训”上几句,殊不料王氏竟毫无表示就送父亲走了。

1940年春,父亲终于回到阔别已近九个月的昆明。陶孟和约请一些朋友和西南联大教授到社会科学研究所跟父亲会谈了一次,参会者有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陈岱孙、伍启元、周炳琳、陈振汉、丁佶(以上诸人皆为西南联大教授)和谷春帆(时任国民政府邮政总局副局长,1949年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部副部长)。除张、金、梁外,其余各人都是经济学学者。

父亲在会上所谈内容,与在重庆所谈大致相同,只不过批评国民政府更直率尖锐。回到昆明三个月内,陶孟和屡次要他写一个重点评述《土地公债方案》的学术报告,父亲考虑再三而不动笔,原因是,他认为对一个一般官员弄出的方案进行学术研究甚有难处,不伦不类。另外,通过实地考察,深知国共虽然在喊合作,实质矛盾仍然尖锐存在,而《方案》制订时中共亦派人参与,若发表相关论文,可能激化双方早已存在或潜在的矛盾,不利抗战,也难免招致一方或双方对自己有意见。

陶氏明白父亲的想法,改为建议写点与国共土地政策无关的文章。为此,父亲整理从西部调查所得的资料,写出《对驿运的几点贡献》和《战后问题之问题》两文,权当“交差”了。

本文作者为梁方仲先生之子,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文章节选自《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一书(2016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转载已获授权,文字略有调整,标题为本版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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