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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经济史家的“西行漫记”
2018-12-08 09:34 作者:梁承邺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39年7月至1940年4月,近9个月时间里,先父梁方仲离开了他任职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驻地昆明,单身奔走在四川、陕西、甘肃及今内蒙古进行农村土地经济调查,搜集社会经济资料。

此次调查为期颇长,又曾进入过陕甘边区延安近两个月,会见或访问过不少共产党和国民党政要及其他著名人士。这段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成大事受到不断的盘问追查,先父所写“交代”或证明材料不下十份,文字累计超过数万言。而其实那是在学术研究中长期重视实地调查的父亲,一次重要而光明正大的实践活动,无疑让他对当时的共产党有了具体而进一步的认识,加深了对新世界、新社会的憧憬。

今年适逢先父诞辰110周年,学界同行后辈纷纷缅怀纪念。值此机会,有必要对近八十年前那段独具意义的旅程予以补充记述,既修订多数父亲《传略》中的疏漏,或许还可提供那个时代某些事情及人物的几段难得史料。

旅人“使命”

实地调查与资料搜集并重,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建所(1928年于广州)后,主要负责人之一陶孟和一贯主张并严格坚持的传统。父亲在治社会经济史时,也始终努力摸索实地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1939年六七月间,陶孟和交给年方而立的父亲一项任务——往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查农村土地经济和搜集资料。出发前先父与同事兼好友严仁赓(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抗战时留美进修,战后回国任浙江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拟定工作计划,目的地之一是陕北的延安、绥德二地,主要是前去了解国共双方对一个刚提交到重庆国民政府的《土地公债券方案》的意见。

这个方案最初由绥德行政专员何绍南提出,起草时邀请了中共中央派人参加,中共土地部长王观澜出席并提出过修改意见。临行前,陶孟和对父亲说,此次调查是经济部长翁文灏建议的,经济部给予经费支持。陶氏之所以选先父,一是认为他已有较好的实地调查经验,而更重要的是,父亲过去与革命人士(含共产党员)关系较好,易于获准入延安访问调查。

而父亲早些时候内迁西南时,途经长沙,偶尔看到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伦敦初版发行),非常感兴趣,应思想进步的社会所同事吴半农之邀,一起翻译该书。成稿后才得知另一个译本(复社本)《西行漫记》即将付印,不得不忍痛放弃。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产生了一睹延安真容、探个究竟的想法。

1939年七八月间,父亲先到重庆,再转成都、灌县等地,了解川省的农村土地经济以及水利等情况,并搜集一些资料。按照当时国共双方的协定,进入延安(陕甘宁边区)需经(中共中央)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批准。在重庆时,父亲向办事处主任周恩来提出了申请,并获同意。等前去开具证明时,周氏已返延安,乃由邓颖超接待,并介绍与董必武、叶剑英做了两次长谈(相关文章见本期E2版《“陪都”初会红色高层》)。

不久后,手持董必武介绍函,父亲到了西安,见到林伯渠(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和伍云甫(编按:红军电台创始人)处长。与林氏长谈数次后,让父亲坐八路军卡车去延安,同车者为宋时轮(1926年入黄埔军校,1955年授解放军上将军衔)。10月初到达延安,边区交际处派人来接,安排住于西北旅舍。到延安时,因王观澜已赴前线,边区高自立副主席接见,详谈两次,每次五六个小时以上。

第一次主要听高氏讲解,第二次高氏对父亲事先送去的那份书面材料所提的十几个问题,逐一作了详细解答,主要是围绕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方面。高称,在现阶段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实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而国民党却不然,它的实际措施只能对地主阶级有利。共产党早已停止了苏维埃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现时实行的是减息减租政策,对于愿意回到边区的地主,也分给一份土地,让他们维持生活。

对于何绍南那份《土地债券方案》,高认为基本可以,但必须认真执行,切不可说一套,搞的是另一套。高要父亲在延安多参观一些地方,多访问些人,多了解边区的历史和现今情况。

遍访“群贤”

在延安,父亲走访过不少部门和个人。例如,在鲁迅艺术学院,访问了冼星海,冼谈的是边区音乐发展情况。当父亲说到自己已能唱他所作的《黄河大合唱》一小段和一两支陕北民小调(这些都是在延安由清华校友汪家宝教会的),冼氏很高兴,马上就在父亲手册里写下几行由他新谱制出来的乐谱,其乐观情绪给父亲印象很深。

见到丁玲时,她详细介绍了边区文艺创作的动向,还向父亲提到苏联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经开过几次会议,对曹禺(编按:曹为梁方仲的清华校友,两人因共同爱好文艺而相交)的《雷雨》进行讨论,原本决定给他赠送奖金,但最后讨论的结果,还是认为这个剧本不免小资产阶级意识过于浓厚,所以决定不给奖了。她嘱父亲回到重庆后,不可把这个消息告诉曹禺,以免他失望。但父亲见到曹禺后,还是忍不住跟他透露了风声。

时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周扬向他介绍了边区的一般教育情况,尤其是民众教育、扫盲运动方面。周扬和丁玲都曾在父亲的手册上题词作纪念。周扬所题的是毛泽东的话:“鲁迅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见到主任王稼祥,彼此讨论了边区的一般经济情况,也谈到土地政策方面,边谈边吃花生米,喝酒(父亲不能喝,王氏自喝),交谈既严肃又热烈、轻松,父亲倍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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