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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千年“恐俄症”
2018-12-01 09:28 作者:钟益文 来源:中国经营网

瑞士著名记者盖尔·梅栋(Guy Mettan)2015年出版法语著作《俄国和西方,千年战争史:从查理曼到乌克兰危机的恐俄症》。该书以条分缕析的手法,探索西方在长达千年中仇视俄国的根源,以及在近现代的种种表现,激发了我们对反俄心态的反思。这并非一本抨击政治的小书,而是一本功力深厚的大作,行文处处透出深思熟虑的印记而又不流于晦涩。

在书的前言中,梅栋表达了他的写作动机,“我希望尽可能摧毁那面横亘在西方和俄国之间的偏见之墙。自11和16世纪的两次宗教大分裂起,西方对俄国的偏见日积月累。而实际上,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俄国成了东正教有力的保护者,正因此莫斯科才被称为第三个罗马。”

梅栋指出,反俄是一种累积的心理问题,甚至是一种心理变态。反俄者通过对关于俄国及其领导人(如普京)的相关事件进行偏见性阐释,从而不断自我强化这种心理认知——“正如反犹,反俄现象亦由来已久,并非简单地由某个特殊的历史事件造成。反俄现象在不同的西方国家有不同的表现,但无论在哪个国家,反俄主义向来都是光明正大地横行,而报刊媒体则是它的衍生地”。

美金50亿 “美好”乌克兰

梅栋通过21世纪以来的五次事件,分析西方在其中的反俄表现,并客观地评判西方媒体。且看书里摘录的两个事件: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及2014年乌克兰危机。

2000年俄国与车臣的第二次战争后,伊斯兰恐怖袭击活动向俄国蔓延。2004年9月,32名武装人员占领了北奥塞梯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南部高加索地区)别斯兰市的一所学校,劫持了1300多名人质,最终造成333人死亡。对此,西方媒体再一次爆发了,但其矛头并非指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侩子手,而是针对俄方政府及其武装力量,质疑他们操纵民意、恫吓当事人、隐藏消息,甚至暗示可能俄方才是导致屠杀的原因。

一封由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韦尔牵头,115名“大西洋主义”者(编按:二战后支持北美和西欧国家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团结与合作的群体)联名的信上集中反映了这种愤怒。该信强烈谴责了普京在人质事件中所谓的“非民主”行径,并认为俄国需要采纳俄国版的《爱国者法案》。

此信在西方媒体中引起巨大反响。但讽刺的是,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以及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世人证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因为大规模的监听,恰恰构成了对民众基本自由权利的侵害。

对2014年乌克兰危机,梅栋诘问道,为何西方媒体对乌克兰新政府在2014年2月发布的决议集体噤声?这份决议禁止俄语在乌克兰反俄地区流通,是否在事实上加剧了克里米亚地区和顿巴斯地区的分裂?2014年3月2日,40名驻扎在乌克兰敖德萨港口的俄方武装人员,在一幢大楼内遭遇自杀式袭击全部丧生。过后不久,证据表明乌克兰新政权的极右组织势力是始作俑者,为何西方记者们又置若罔闻?

几乎所有西方媒体,都异口同声地把乌克兰事件定性为一场民众自发的反抗专制的革命。但这些媒体也都没有揭露出,罗伯特·卡根(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战略家)的妻子维多利亚·纽兰在2013年12月辞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后发布的一项声明,从1991年起,美国向乌克兰反对派捐赠了50亿美元,以帮助他们实现“乌克兰的美好未来”。

2014年3月16日,在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前夕,白宫表示,“克里米亚的全民公投违反乌克兰宪法”。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支持白宫的立场,进而得出结论: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只有一本瑞士杂志提醒道,2014年3月那次全民公投的结果,再次确认了克里米亚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自行组织的全民公投结果(独立或重返俄罗斯)。

无论是在两次奥塞梯共和国战争中,还是在今天的克里米亚危机中,西方很喜欢指责俄国所谓的扩张主义。然而正如梅栋所说的:“我们固然铭记俄罗斯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试图和平地自我解体的帝国。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14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可它们处境无疑变得更加悲惨。”

诚然,俄国在历史上实行过扩张主义政策,疆域一度广至现属美国的阿拉斯加州。但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忘记一个事实,在当下,恰恰是欧盟和北约在不断扩张,而非俄国。尤其是北约,它吸纳了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以外的12个原苏联加盟国。

失败者不配拥有历史?

为什么每当涉及到俄罗斯,西方媒体就失去了他们本有的客观?如何解释这种条件反射性的诋毁?为什么真理、尊重、理解、辩证等媒体一直追求的价值原则,会被他们忘得一干二净?梅栋解释道,媒体从来就不是独立的,记者们心知“客观”不过是教科书上的道德准则。

过去15年来,传统媒体的危机表现在广告收入的锐减,以及新式传媒的蓬勃兴旺,使得真相更加可遇而不可求。“真相”在记者中间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因为他们担心丢掉工作,或者担心得罪广告客户,担心失去政府机关的支持。这也是他们缺乏寻求真相的兴趣以及屈从于政治经济势力的原因。

接下来,梅栋试图从第一个千年的政治宗教历史中,挖掘出导致西方在第二个千年中反俄的原因。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屹立不倒。当罗马沦落为废墟、失去其十分之九的国民时,正是拜占庭显现出自己的力量,为其学者以及基督教传教士提供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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