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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案中案——从清宫秘档解读“杨翠喜案”
2018-11-30 13:50 作者:董建中 来源:中国经营网

在中国帝制时代,妓女之名能见之于煊赫帝王上谕,堪称旷古奇闻,清末就有这样的歌妓,她就是杨翠喜。
因为卷入一起高官弹劾案,本来身份卑微的杨翠喜得以留名“清史”,但此案不是一起简单的弹劾案,而是一场清廷政治斗争的前奏。晚清中央高层内部两大势力集团,借此展开针锋相对的角力,均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杨翠喜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为农历丁未年,故该弹劾案又称为“丁未大参案”,由此引爆的激烈政争,史称“丁未政潮”。
110年前的这场案子,按理说早已时过境迁、尘埃落定,却屡屡被人提起,只缘个中细节,众说纷纭,且颇堪玩味,仍有可资今人借鉴反省之处。

名歌妓遇上官二代

杨翠喜是何许人也?
杨翠喜的身世,有不同记载,最一般的说法是:她是直隶通州人,家中十分贫穷,十二岁时,随父母到了天津,当时正闹义和团,很不太平,他们逃避到了天津东北的芦台镇。义和团闹得最凶时,一家人无以为生,杨父不得已将翠喜卖给了陈某。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陈某携翠喜回天津,居城中的白家胡同,与杨茂尊为邻居。未几,陈某将她转卖给了杨茂尊,杨茂尊之妻即翠喜的养母为杨李氏。从此,杨翠喜沦落风尘。
当时天津的声伎,称一时之盛。有叫陈国璧者,购得两名幼女,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在天津上天仙演出,特别叫座,大赚其钱。杨茂尊对此特别羡慕,就和陈国璧商量,让杨翠喜跟翠凤等学戏,专演花旦,所演《拾玉镯》《珍珠衫》《卖胭脂》等,都是淫秽戏目。杨翠喜十四岁的时候,在侯家后协盛茶园初次登台。但人气并不旺,收入甚薄。其间,杨翠喜还曾到哈尔滨。后回到天津,得到大观园戏院的聘请,声名鹊起,开始叫响津门,引来众豪客捧场,一时为女伶之冠。那会儿,翠喜已十八岁了。
不久,杨翠喜受聘天仙园,一月可获包银八百元。她得到天津富商王益孙、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等人的竞相追捧。
话分两头,再说说“杨案”中的“男主角”,晚清政坛新锐、“官二代”载振。
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长子。奕劻身为宗室,逢迎慈禧,青云直上,实为清末政局中炙手可热的人物。载振仗着父亲的权势,可谓是少年得志,14岁即赏头品顶戴,18岁选在乾清宫行走,19岁封为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1902年1月21日),慈禧选载振为清廷赴英国致贺英王加冕的头等特使,并赏贝子衔(清皇室爵位第四等,仅次于亲王、郡王和贝勒),因此人称振贝子。
载振又于光绪二十八年再度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法律、教育、商务等。此时清朝大搞“新政”,成立商部(后改农工商部),这位曾见过世面的振贝子,也就成了清朝首任的商部尚书(即部长)。不想,这样一位清廷所倚重的人物,在清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可圈可点的事业,反倒因为“杨翠喜案”,成了遭人讥讽清末官场腐败堕落的负面典型。
载振乃是十足的纨绔子弟,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他就因与天津歌妓谢珊珊有染而令朝野瞩目。
一次,载振大宴宾客于天津余园,召集众歌妓陪酒,他赏识的谢珊珊亦在其中。席间,嬉谑无度,丑态百出,钗横鬓乱,觥筹交错。谢珊珊被灌得大醉,以脂粉抹在商部右侍郎陈璧的面颊之上,引来满座欢笑。陈璧也洋洋自得,不以为耻。
不料,当年十月初一日,御史张元奇上章弹劾此事,这时候载振出任商部尚书才两个多月。
中央高官公然狎妓,不免有失官场体统,清廷下诏书对之严加申斥:“载振份属宗支,所管商部关系甚众。宜如何奋勉谨慎,一意奉公,何心娱乐游宴。”并告诫载振“尤当深加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载振遭此打击,一度呈请“开缺”,想就此退出官场。有记载说,上述诏书下发后,身为父亲的奕劻感到脸上无光,既有些发火,又为了做给人看,曾对振贝子绳以家法,罚令长跪,同时拒绝了许多人的说情,载振只好跪了大半天。
如果载振从此改过自新,也许就没有后来更加震动朝野的“杨翠喜案”了。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载振已东山再起。该年九月,他以镇国将军衔奉使调查奉天事宜,路过天津,故态复萌,又广招歌伎陪酒。座上,载振特别欣赏杨翠喜的色艺,对之大为倾倒。
以直隶候补道充北洋陆军统制的段芝贵,一旁看在眼中,心领神会,转头就出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从戏院买下杨翠喜,准备找时机呈献给载振。
第二年春天,奕劻在北京做寿,广收贿赂。段芝贵携杨翠喜进京,借祝寿为名,将杨翠喜献给载振,杨翠喜时年十九岁。同时,段芝贵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借银十万两,作为奕劻的寿礼。此一行动,实可谓立竿见影。
同年三月初八日,东三省官制调整,由过去的将军制改为督抚制,上谕指示:段芝贵升官,以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
督抚乃封疆大吏,其任命人选自然受到官场瞩目。但一众京官相聚而语,皆不知段芝贵为何许人也,区区候补道员竟能署理黑龙江巡抚,从一个四品官一跃为正二品,提升之速出人意料。而了解段芝贵的出身与为人者,对这一“破格”任用,私下记载说“殊堪喷饭”。
段芝贵之高升“公示”十七天后,即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1907年5月7日),御史赵启霖上章弹劾,揭露其中隐情。此奏一出,舆论大哗。
赵启霖上奏的弹章中说:
臣闻段芝贵人本猥贱……百计夤缘……善于迎合,无微不至。……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迎逢载振者,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人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人言籍籍,道路喧传。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如此无功可纪、无才可录并未曾引见之道员,专恃夤缘,骤跻巡抚,可谓无廉耻。在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惟知广收赂遗,署时难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形成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谓“夤缘”,就是攀附、巴结。面对如此毫不留情的弹章,朝廷不得不下诏先撤去段芝贵的官职,并命醇亲王载沣和大学士孙家鼐跟进,“有无其事,均应彻查”。
接到谕旨后第二天,即三月二十六日,载沣、孙家鼐就委派正红旗满洲参领恩志、内阁侍读学士润昌,前往天津详细访查。四月初五日,载沣、孙家鼐详细奏报调查结果,奏折中说:
恩志等人到天津后,即查访歌妓杨翠喜一事,天津人都说杨翠喜被王益孙买去。两人当即面询王益孙,王益孙称叫名王锡瑛,系兵部候补郎中,于二月初十日,在天津荣街买杨李氏养女杨翠喜为使女,价三千五百圆,并且立有字证。王益孙称,杨翠喜现在家中服役。
恩志等面询杨翠喜,杨翠喜说:先在天仙茶园唱戏,于二月初,经由中间人梁二说合,父母同意将身卖与王益孙充当使女。
他们找到梁二与杨翠喜父母,后者称他们的养女确实被王益孙买去,充任使女。
至于王竹林措十万金一事,据王竹林称,他名叫王贤宾,系河南候补道,充当天津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来往。现虽充盐商,并无数万之款,所办商会,年终入款七千余圆,本局尚不敷用。商会事件,系各商共同办理,并非一人专理。恩志等人调阅了商会的账本,没有发现这笔款项。商会的人也作证,关于给段芝贵十万金一事,不但未见,而且未闻,他们情愿具名甘结,就是自愿签名作证、担当责任。天津其他的商人也都称,王竹林没有向段芝贵措款一事。
收到恩志、润昌的报告后,载沣和孙家鼐将王益孙、杨翠喜父母、王竹林以及部分商会中人,一并提解至北京,审讯的结果与恩志等人所报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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