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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漂泊 台湾故事
2018-11-30 13:46 来源:中国经营网

“母亲开始逃亡的那一年春天,我十四岁。我未曾料到,为了了解这一次逃亡的意义,我还要再花四十年时光。”
2016年1月12日,正午,北京紫禁城外,一家以“时光”命名的咖啡馆里。冬日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映照在杨渡有几分斑白的鬓边上。这位来自海峡彼岸的诗人、作家、记者,看上去很平静地讲述一段漂泊海岛的百年家族史。
在那个回环曲折而五味杂陈的长篇故事中,他身兼多重角色:既是儿子,也是爸爸;既是长孙,也是阿公;既是亲历者,也是记录人。

水田里的妈妈

一个黑色人影像水蛇一样挪动身体,划开秧苗,缓缓从水田中间爬了出来。她的半边脸上沾满污泥,身体因在泥土里躲藏爬行,也沾满水田里的烂泥。她爬到田埂边上,全身不知是因为寒冷或是害怕,不断颤抖。
为了逃避警察追捕仓皇逃走的妈妈的狼狈形象,在少年杨渡内心深处留下了长久的阴影。他憎恨逼得自己家散人亡的讨债者们,甚至憎恨无力保护妈妈的父亲。他暗暗发誓,长大后必须洗刷耻辱,要咬牙去与命运战斗。
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事。杨渡的父亲,是台中乌溪河口附近一个叫乌日的村子里的“乡镇企业家”。因为经营一家小锅炉厂急需资金周转,不得已借了高利贷,岂料债务越滚越大,开出的银行支票接二连三地“跳票”,无法兑现。情急之下,父亲只好借用专心在家务农的杨渡母亲的名义,另开新支票试图顶替。结果可以想象,那样的“空头支票”还是无效,且触犯了台湾当时严厉的“票据法”,妈妈成了“通缉犯”。警察奉命连夜上门逮人,可怜的妈妈只好慌忙跑路,藏身水田之中。
那一夜,妈妈侥幸逃脱了警察的追捕,被迫暂时寄居台中亲戚家里。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实在割舍不下对四个年幼儿女的牵挂,农地又无法丢荒,妈妈只有避人耳目偷偷回来,终于被十分“敬业”的警察候个正着,抓捕归案,关进了台中看守所。
诗人杨渡后来写道:
独自去台中监狱探视妈妈的那个星期天早晨,秋天的阳光明亮灿烂,一无遮蔽的天空,没有一丝云翳,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蓝,仿佛蓝得可以直抵宇宙最远最深的边界。
那时候还是一名初二学生的他,提着祖母特地准备的丰富饭菜,独自从乌日乡下坐车来到陌生的台中市区,希望能见妈妈一面。但狱方拒绝了他的会面申请。还好,也许办事人员不忍看到这个未谙世事的小孩过于伤心失望,最后还是答应替他将饭菜转送给狱中的妈妈。
沿着监所那堵高高的围墙慢慢往回走的时候,他在心里默默地想:
隔着这一堵墙,这个世界变成两边,我站在这边无依无靠,妈妈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隔着这一堵墙,放高利贷的人要讨债,穷人就失去自由;隔着这一堵墙,我们家破碎了,但是谁让我们变成这样?
四十多年后,即2014年年底,当作家杨渡翔实记述他们这一个平凡的台湾人家族所遭遇的百年变迁的新著在台湾出版时,书名就定为《水田里的妈妈》。他说,我要借此“以呈现上世纪70年代初,妈妈从逃亡的水田中浮现泥泞的面容之际,命运决定性的一瞬”。

逃离“唐山”

当时夜半无灯无火,他们摸黑走啊走的,走累了也不敢休息,直到天亮,最后碰到乌溪。就这样,贫困流离的一家傍着乌溪,在乌村定居下来,绵延成一个家族。
杨渡的家族故事,同样是从一场暗夜逃亡开始。
从小,他就常常听祖母提起,杨家的祖先清朝时住在福建平和(现漳州市西南部闽粤交界处),因与人有仇发生争斗,闹出人命,为了避祸被迫渡海来台,辗转到了今日的丰原、神冈(现台中市北部)一带,租地耕种谋生。岂料平和县的仇家竟一路不舍,追杀到神冈,虽经当地“头人”调解,对方却执意要来抄家灭族。此时,祖先只想在台湾这方新天新地,从头再来,无意再以身家性命相博,只得立即带上家小,背上简单包袱,连夜逃亡。
祖先一行四五个男女,走到遍布沼泽、水流湍急的乌溪河口(今台中市西部,濒临台湾海峡),无船渡河,只好在岸边一间小小妈祖庙廊檐下借住。不久,妈祖庙的人看祖先拖家带口,处境堪怜,就把庙产的田地佃给他们耕作。
杨家祖先抵达乌日之时,此地已有一个由大片石板筑成的码头,日常停泊着几十只小型木帆船,还有十数只竹筏在沼泽芦苇丛中来回摆渡。从唐山(即大陆)来的中小船只在这里靠岸,再转往乌溪河上游的雾峰一带,运出米粮、兽肉、鹿皮等山地物产,又运进盐、农具、铁器、衣服、布料等日用必需品。
那年头,台湾岛内赫赫有名的雾峰林家(祖籍也是福建平和)已凭借土地拓垦及经营商号致富,他们就是靠乌溪航道转运土产货物,销往大陆。海峡两岸的商品,在台中西南的鹿港、彰化等重要的水陆码头交换。
乌溪河口,河水平静如湖,黄昏时分,落日余晖,映满河面,遍洒金光,故乡人称此地为“湖日”。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知闽南语本意,只依其发音,改作“乌日”二字,变成了“黑色的太阳”。
一般认为,过去数百年间,台湾岛上共有过至少七波外来移民潮。其中规模最大的三次均以大陆汉人为主体:第一次是南明郑成功政权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后;第二次是清嘉庆朝(1796~1820年)开放大陆民众赴台开垦后;第三次,自然就是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丢掉大陆、退守台湾的那一回。
据历史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许倬云在《台湾四百年》一书中所言:郑氏治台二十余年,共有约十万汉人来台,当时岛上原住民总数估计也就十来万人;自清康熙朝1683年将台湾纳入中国行政版图,到1895年甲午战败被迫割让给日本,大约200年间,岛内人口增加到300万左右,土地开垦面积则增加了不止十倍,全岛整体开发,已大部分展开。
杨渡的家族祖先,正是清代大陆赴台垦荒的百万民众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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