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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内迁血脉存
2018-11-14 14:53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抗战根基

临江而建,长约一华里的生生花园,号称战时陪都的“国家花园”,包括国民党权力核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政府农林部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等重要机构,均在此办公。
而当日集中展示的49大类千余种产品,则堪称迁川工厂四年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胼手胝足、卓绝奋斗的心血所在。大至煤铁矿产、炼铁轧钢、机器电器、造船造纸,小至皮革、罐头、肥皂、牙刷,举凡国计民生之所需,几乎无不齐备。
连曾经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的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也在参观题词中写道:“中国工业由沿海迁往内地,历经艰险而能有今日之成绩,足证中国抗战大业已有坚定基础。”
远道而来的迁川工厂在重庆落脚,当然绝非一帆风顺。1938年前后,大批工厂器材物资陆续抢运到重庆,起初只能在南岸圈地搭棚临时堆放,有些厂商设法到城区内外租用民房或寻觅空置房地,因陋就简,安装机器,尽快复工。
1938年1月底,迁川工厂联合会在重庆沙利文饭店筹备成立之时,国民政府新设的工矿调整委员会(1937年9月成立,翁文灏为主任,专责战时工矿企业事务)已派出专人到四川各地考察适当的建厂地点,经过一番奔波,选定了两处地点:
一是嘉陵江三峡沿岸的北碚。那里周边有崇山峻岭作掩护,中间有较为平坦的坝地,经川江船王与峡防局长卢作孚长达十年的苦心经营,北碚的市政、文教、航运及工矿业已有初步基础。工矿调整委员会决定,这里将建设棉纺织工业中心,辅之以各种机械工厂。
二是“盐都”自流井、贡井地区。1936年,该地区产盐总量为356万担,而除了供应民生食用外,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工矿调整委员会计划将内迁化工厂转去,建成以化工企业为主的工业区。
可是,大部分来自繁华都会大上海的迁川工厂拒绝前往北碚,担心那儿过于偏僻(距重庆城陆路约140里,水路约100里),不利生产和市场销售,他们更愿意留在重庆城周边设厂条件较好的地方。几经周折之后,西迁的复旦大学进驻北碚,文教界人士也觉得此地山清水秀,适合学术研究,纷纷跟进——其中就有一位自北平辗转南下的名作家老舍,他在北碚寓居六年,留下传世名作《四世同堂》。

多难兴邦

对于接纳内迁工矿企业,四川省方面确实非常积极热心。卢作孚的民生轮船付出极大牺牲,创造“中国的敦刻尔克奇迹”,已为大家所熟知。同时,四川省政府川江航务处又召集省内各河流船帮,筹集640艘船只协助抢运,并规定凡由木船运载的厂商物资,政府补贴四分之三以上的保险费。到1938年10月底止,相关支出多达120多万元。
政府直属的各类兵工厂,由主管部门直接安排内迁重庆,优先安置到划拨的长江、嘉陵江两岸土地上,迅速建厂复工。而为了解决民营工厂征地难题,前有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汉口抱病电令,不准地主刁难工厂购地,此时省政府又成立“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重庆市长亲自牵头,由市公安局长、市商会会长、省建设厅注渝代表及市郊的江北、巴县两县长为一方,工矿调整委员会、建筑专家、工业专家也各派一名委员,共同商议征地办法。
1938年4月迁川工厂联合会正式成立后,跟工矿调整委员会合作,在重庆郊外,如江北猫儿石、沙坪坝小龙坎、巴县李家沱等处,选择了十多片荒地,规划为工业区。
尽管一些地主不愿卖地,或坐地起价,但官方出面,多次讨价还价,问题总算解决。当然也有深明大义的士绅,以实际行动慷慨支持。如重庆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将嘉陵江边猫儿石附近一块二百余亩的祖田,以公允价格出售给厂商。中国人传统上极重视家产祖业,往往只有败家子才典田卖地,故颜氏此举,传为一时佳话。
从厂商方面说,并非迁到重庆便万事大吉。因战时纷乱,风险太大,迁川工厂的固定资产,没有金融机构愿意承办保险,部分厂商对复工多有顾虑,观望犹豫。甚至有个别企业主将机器运到重庆后,任其闲置,自己带着现金跑回沦陷区或香港,大做投机生意。
1938年10月,工矿调整处颁布“内迁厂矿复工办法”,按各工种规定时间复工,否则将“强制移用其机器之全部或一部”。到了1939年12月,国民政府应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要求,决定由中央信托局承办内迁民营工厂固定资产保险业务。至此,迁川工厂的发展障碍,才告一一扫清。

生机在此

到1940年年中,沿海工矿企业大规模内迁的行动,大体宣告结束。在此期间,究竟有多少家企业迁入重庆?它们在迁川工厂及全国内迁厂矿中,又占有多大的比例呢?并没有一个公认准确的说法。
首先,战时全国内迁企业的总数就有好几个,如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是410家(1939年底止),资源委员会是452家(1940年),工矿调整处是354家,还有学者认为达600余家,其中经工矿调整处协助内迁的为448家。综合来看,以1940年统计的452家较为可靠。
其次,迁川企业数量也有不止一个说法。《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名录》载有223家,当年主持民营企业内迁工作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记录为250家,1945年编制的一份权威工业机构统计资料认为是254家。比较而言,亲历此事且兼顾全局的林继庸说法更可信。加上政府组织迁川的国营兵工厂有10余家,迁川厂矿总量应在260家以上。
再次,迁到重庆的企业实际数字,也众说纷纭,大多是学者的推断。如有说迁渝工厂占全部内迁企业三分之一的,有说迁川企业九成留在了重庆的。综合各家说法,再依据《迁川工厂联合会会员名录》记载的具体厂址一一分析,长期研究重庆城市史的学者得出结论:战时迁到重庆的兵工厂及民营企业为243家,分别占迁川工厂总数(260家)的93.5%,全国内迁工厂总数(450家)的54%。
数据估算,见仁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战时迁渝迁川的工矿企业,都是当年中国工业的精华,它们的集体到来,让原本以商贸枢纽闻名的山城,数年之间,担负起大后方工业中心的重任。姑举数例如下:
顺昌、新中、新民、上海、中华等上海内迁机器厂,被誉为“抗战期后方机器工厂之中坚分子”;湖州南浔籍富商庞赞臣的龙章造纸厂,是“上海新式造纸之鼻祖之一,开全国机械造纸工业之先河”;康元制罐厂被认为“其设备与资本素列全国制罐业第一”;全国搪瓷业以上海最集中,益丰搪瓷厂则为五家大厂中之最大者;美亚绸厂是“中国最大之丝织厂”。
这些内迁工厂的资本、规模与技术均远超重庆及四川本地工厂,故它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重庆原有的工业结构,对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深远影响,延续至今。
且让我们回到生生花园“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热闹的现场。活动闭幕当天,周恩来和冯玉祥一起前往在展会上出尽风头的大鑫钢铁厂参观。这位整整一年前愤然在《新华日报》头版写下“千古奇冤”十六字名句的中共才子,心情大好,欣然题词:
“民族的生机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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