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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中国商人的春天
2018-11-01 13:57 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所谓“崩坏”了的“礼乐”,实际上就是政府公权力的约束。当无远弗届的公权力已经失去对工商业的严密控制时,商人们发现,这不仅意味着市场的扩大、业务的拓展、地位的提高,还意味着一个禁区的开放:政治。
此前的千年,以及此后的千年,商人们从来没有如这个千年一样,获得如此宽广的政治参与空间:内政、外交乃至军事。即便列强争霸、烽烟四起,在那些强权主导下的诸多国际协议中,却总是少不了一项重要的内容:重申对自由贸易及商人们的保护。
这个千年,在资本与权力的无尽博弈中,资本往往占据着上风主导地位,影响甚至引领着权力的游戏,虽然最终还是被自己一手养大的权力关进了笼子。
这个千年,史称“春秋战国”。

诸侯重商

西周灭亡,平王东迁,掀开了东周王朝的序幕。这个王朝,更为著名的历史称谓,是春秋战国。
与西周相比,春秋战国最大的变化就是“礼坏乐崩”。王室的权威,受到了根本性的削弱,诸侯并起、相互争锋,商人们在此期间势力大增,不仅在经济舞台上叱咤风云,也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
商人们的雄起,并非因为权力主动放松了对资本的压榨,而是权力对此心有余力不足: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周王室,政令出不了王畿,有其名而无其实;诸侯列国,包括其中的强国,毕竟其权力的边界是狭小的,对于流动的资本与商人无力掌控,何况,无论是争霸,还是自保,他们都离不开商人的协作。在公权力碎片化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本与商人的力量,终于有了可以施展的空间。
即便是这个充满了“无义战”的时代,诸侯们在尔虞我诈、刀兵相向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商人们: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与列国会盟,荣登霸主宝座。5条盟约中,有2条直接涉及保护商业:“无忘宾旅”——保护来往客商;“无遏籴”——保护粮食贸易,不可阻止和垄断粮食贸易。此后的两次会盟,增加了降低关税、市税等内容。
公元前579年,晋、楚会盟,盟约中规定不要设置过多关卡。
公元前562年,鲁、晋、宋、纪、曹、齐、莒、邾、薛、杞、郑等国会盟,盟约中规定禁止囤积居奇……
除了在各种盟约中,竞相示好商界之外,各国也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各路资本和商人。
最为典型的是齐国。这个位于最东边的诸侯国,自姜子牙立国开始,就把发展工商业当作了基本国策:“太公之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齐国著名贤相管仲,对商业发展有相当超前的看法:“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价,负任担荷,服牛格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弩贵。是以羽旎不至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将工商业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齐国推出了诸多政策,推进工商业发展。比如,在税收方面,对于鱼、盐和手工业产品出口,实行免税,以刺激齐国的出口;同时,还规定关税与市税不可并征、对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也不能收税。
同样重视商业的郑国,政府甚至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承诺“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只要商人不叛国,政府绝不对商人有任何强制。郑国的历史证明,这种承诺的确是庄严的,并非五十年不动摇、一百年不动摇,而是永远不动摇。
晋国的强盛,亦与重视商业有关。晋文公采取“轻关易道,通商惠农”,吸引外商投资;到了晋悼公时,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
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千年,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无一不依靠振兴工商业: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所谓“春秋五霸”,虽然说法多达10种,但无论哪种,其霸主无一不是重视工商业而成就大业者。

“二君二王”

时势造英雄,商人的地位,也在春秋战国达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
管仲对此,有形象的说法:一国中有“二君二王”,商人被抬到了与“君王”同等的地位。管仲亦承认,商人的实力与国家的实力成正比:“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干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或许正是商人出身,才令他在商业强国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这个千年,商人们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在司马迁笔下,被称为“素封”:“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封”的最大典型,就是孔子的学生端木赐(子贡)。
作为一个商人,子贡十分成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说,在孔子的学生中,“赐最为饶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废”,就是卖出;“举”,就是买入;“废举”就是做生意的意思。这句话的信息很丰富:一、子贡爱做生意,根据时令倒买倒卖; 二、子贡曾长时间在鲁国、卫国当官;三、子贡很有钱。又做生意、又当官,还做学问,这种周旋于商界、政界和学界的三栖现象,在如今的美利坚叫作“旋转门” 现象。
子贡独一无二的富豪身份,令其在孔门之中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在一个光有钱不行、没有钱万万不行的时代里,伟人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公关包装的。显然,子贡的财富在调动各路“水军”上,相当关键。司马迁就坚信:“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
因此,《盐铁论·贫富》说子贡:“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士,莫不载其德”。甚至,孔子还在世时,就有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
在《论语》这本惜字如金的语录中,子贡的名字总共出现了57次,远高于孔子最爱表扬的颜回,后者仅仅有32次,可见子贡影响之大。
有钱、有能力、有思想,身为商人,却关心政治,甚至参与政治,并且能将思考力与执行力结合一身,子贡的确堪称“二君二王”的典范。他并不甘心仅仅做个富家翁,更不甘心仅仅做个躲在象牙塔内的公知。
有着如此宏大的志向,孔老师仅仅夸奖他是“辩士”,实在有点小看了外交工作,或者小看了子贡同学。虽然专业吃外交饭的人中,向来不缺耍嘴皮子的酒囊饭袋,但“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而要去“壮士列阵”的前线“解两国之难”,显然是不能仅仅依靠嘴皮子的,还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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