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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贸迁旺巴渝
2018-11-01 13:54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四川巡抚能泰奏准朝廷后,在重庆港内设立渝关,查验进出港船只并征收赋税。
那一年,康熙帝作了他有名的六次南巡中的最后一“巡”。问鼎中原足足一个甲子的清王朝,已从最初根基不稳、动乱频仍的艰难岁月里走了出来,踏上百年盛世的坦途。
那一年,也是依港而建、因商而兴的山城重庆,得以远离战火与政争,进入超过200年稳定发展期,最终由地区性的川东货运集散中心,向全国性商业都市转型的重要关头。

三江总汇 巴蜀咽喉

有清一代诸多地方督抚大吏中,主政四川五年(1704~1709年)的满族官员能泰,知名度算不上很高。他任内另一政绩,是主持修建水势汹涌的大渡河上的那道铁索桥,还请来康熙帝亲笔题字“泸定桥”。这一座关和一道桥,足以让他雁过留声了。
重庆与泸定,相距千里以上,但设渝关以利征税,修铁桥方便行旅,两者并非毫不相干。
原来,明清易代纷乱之际,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一带成为各方拉锯主战场,战火绵延三十余年,社会民生惨遭浩劫,昔日天府之国,几乎到了十室九空、千里无人的地步。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实行减免钱粮、鼓励移民入川垦荒等休养生息政策,极力重振四川经济。
经过多年恢复,四川耕地数量大增,以重庆地区为例:康熙十年(1671年)重庆府可耕地仅12.4万亩,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已达584万亩,到雍正六年(1728年)更多达1260万亩,此后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自康熙朝中叶起,即能泰任职四川前后,川粮又开始大批外运。同时,川盐、滇铜、黔铅等西南地方特产,也要经川省水陆两路调运至中原内地。
为此,清前期历任四川督抚对川江(宜宾至宜昌段长江之通称)、嘉陵江、岷江及其支流河道相继作了整治,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和长江南岸一些支流小河,也逐渐得以开发通航。大渡河为岷江最大支流,能泰之督造泸定桥,应是该时期川省航路大规模基建工程的一部分。
随着地方经济复苏以及航路疏通整治,四川境内长江流域的保宁(阆中)、顺庆(南充)、合州(合川)、绵州(绵阳)、遂宁、泸州、内江、资州、嘉定(乐山)、叙府(宜宾)等州府县,逐渐成为地区商业中心城镇,促成了清代川江航运的大发展,推动号称“三江总汇、巴蜀咽喉”的重庆港转口贸易重新兴盛,并最终确立其川江航运的枢纽地位。
据乾隆年间刊行的《巴县志》记载,乾隆初年(1736年后),重庆城已是“商贾云集,百物荟聚……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间,水牵运转,万里贸迁”,“九门舟集如蚁,陆则受廛,水则结舫”。俨然已是长江上游各省的商品集散中心,又是连通全国的长江东西贸易的西端起点。
回想此前三十年,四川巡抚能泰力主在此设立渝关管理船运兼征商税,实属颇有先见之明。

天生重庆 铁打泸州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的华蓥山南麓,恰在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左挟右带,控驭便捷”,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史料记载,该地周朝时为巴国国都,秦时为巴郡郡治江州县,隋唐宋三代通称为渝州。“重庆”一名,最初启用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距今将近830年。
据说战国时大纵横家、秦相张仪先在此筑城,汉代则有“江州城固而粮多”之誉,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李严修建之大城,周长十六里,规模可以想见。但因农耕条件远不如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也比不上川北嘉陵江中游地区,其政治地位历代时有起伏,经济文化更长期落后于成都,隋唐五代至北宋的数百年间,竟作为朝廷贬谪流放罪犯之地。
到南宋中前期升格为重庆府后,一来周边地区逐步开发,二来适应宋金南北对抗之需,朝廷逐步将四川的政治、军事、财政、司法等机构都集中于此,故经济实力增强,工商业渐次兴盛,人口日益密集,城区也有所扩张。重庆这才开始了从功能单一的军政之城,向集军政、经济、文化、交通于一身的综合性城市演进的过程。
南宋晚期,四川是抗击蒙元大军的主战场,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拼死抵抗达40余年,不可一世的蒙哥大汗(元世祖忽必烈之长兄)更命丧重庆以北的天堑钓鱼城下。但常年的争战与围困,极大破坏了重庆的社会生产,人口大量死亡或逃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即南宋覆亡及钓鱼城陷落11年后,元朝中央户部统计的重庆路在籍人口仅22395户、93535口,即使加上大约相同数量的流散人口,也只有南宋正常年份的20%~25%。
自元至明代中期,元气大伤的重庆及整个四川经济,都未能恢复到宋代的水平。但重庆的军政地位,却一如既往地重要。它一直是元朝四川南道宣慰司和重庆总管府的驻地,又一度为四川行省的驻地。元末,四川义军领袖明玉珍建立大夏政权,以重庆为都城。明朝初年设重庆府和重庆卫,明将戴鼎在宋代城池基础上,顺山势筑石城,居高临下,俯视江心,时人将之与地势相若的泸州(长江与沱江交汇处)相提并论,有“天生重庆,铁打泸州”之叹。
由于明廷在重庆府、卫及各州县驻扎大量军队,以控制川东、贵州,加上统治机构官吏众多,重庆人口不断聚集,周边农业耕作进一步开发,城市商业再度兴旺。据记载,明代四川的田粮额数,成都府31州县约为157729石,重庆府20州县及5土司则约为344497石,后者超过前者一倍以上。《明史·食货志》所提及的全国工商业较发达的30余个城市中,重庆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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