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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大西域
2018-10-24 13:56 作者: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网

以军功而铭刻史册的兆惠将军,在写给中央关于新疆善后的报告中,却不惜笔墨,详尽地论述了货币制度在稳定新疆和发展新疆中的巨大作用,提出要进行货币体制改革,发行自主货币。
此时新疆,面对的最大金融困境是白银外流。乾隆在1760年的一份上谕中,坦承新疆遭遇的白银外流:“内地所用银两,携至外藩交易,有发无收,将来恐致耗散。”
新疆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结构单一,不少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依靠与周边邦国的贸易,造成出超;二是南疆长期被准噶尔势力盘踞,包括货币在内的主权实际上难以行使。
在兆惠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议:“回部钱文应行改铸”。所谓“回部钱文”,是指此前在南疆地区通行的准噶尔货币。这是一种铜质铸钱,当地称为“普尔钱”。
当时世界上最为通行硬币,铸造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西方通行的所谓希腊罗马式,以打压法铸造;二是东亚地区通行的所谓中国式,以浇铸法铸造。新疆虽然早在汉唐就纳入了版图,但总是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而常常游离于主流之外。
兆惠率军收复南疆,重新铸币发行,即便在主权宣示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措施。“回部钱文应行改铸”,不仅是经济战略需要,也是政治战略需要。
兆惠提出的铸币方案有两种。
第一种方案是“照内地制钱,每一文重一钱二分”。“制钱”,即制式铜钱,外圆内方,对于铸造方式、含量、铭文,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一方案的好处,一是简单,直接将内地铸钱所用的模型带到新疆即可;二是便捷,可迅速将新疆经济融入全国一盘棋中。而其不利之处,一是不符合南疆当地人的使用习惯,二是新疆经济百废待举,一步到位与内地货币并轨,可能会给新疆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二种方案,是“即照回钱体质,一面铸乾隆通宝汉字,一面铸叶尔羌清文及回字”,即对南疆原先通行的“普尔钱”进行改造,铭文去除宗教教条,突出“乾隆通宝”这一主权标识,并使用汉满回三种文字。显然,这种折中方式,既顾及了主权宣示,又顾及了当地的使用习惯。
乾隆其实并未在这两种方案中选择,而是做出了 “一疆两制”的第三种决策:在北疆地区发行内地的制钱,而在南疆地区,则采用兆惠的第二种方案,发行“新普尔钱”。
整个新疆地区,政府体制有三种形式,一是北疆地区的郡县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二是吐鲁番、哈密及厄鲁特、哈萨克等地的札萨克制;三是南疆地区的伯克制。实行郡县制的北疆及实行札萨克制的吐鲁番等地,长期与内地经贸来往频繁,早已纳入了制钱的实际使用范围,可以一步到位推行内地的货币。乾隆的方案,是因地制宜的现实做法。
战争刚刚结束,铸造新钱所需要的铜材,短期之内还难以运抵新疆、尤其南疆,因此,兆惠建议:“现有铸炮铜七千余斤,请先铸五十余万文,换回旧钱另铸。”将铸造大炮的铜材,改为铸造钱币之用,这无疑是最为与时俱进的“铸剑为犁”。兆惠实际上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赌注,体现其对新疆维稳大局的自信。
“新普尔钱”弃用了此前“形椭首镜、中无方孔”的形状,而改用外圆内方,定重二钱,按照1:2的兑换率回收旧钱,次年改为1:1回收。如此优惠政策,大大加快了旧钱的回收速度。
与内地制钱多用黄铜、且“铅四铜六”的比例不同,“新普尔钱”“悉提净红铜而成,并未配铸他项铜铅”,铜的含量高达90%,色泽呈现红色,因此民间又称“红钱”。
“新普尔钱”开始发行后,南疆地区出现了铸币厂,最早是在叶尔羌,而后扩展到阿克苏、沙雅等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原先相当原始的铜矿业,开始兴旺。政府鼓励南疆民众开采铜矿,铜矿的规模得以迅速扩大,技术得以迅速提高,成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新普尔钱”在整个南疆地区发行,大大超过了此前准噶尔统治下只有叶尔羌、和阗、喀什噶尔三地使用铸币的局限,解决了南疆其他地区的货币“短板”,令南疆商贸流通提速。南疆各级政府设立集市;中央财政则对南疆棉布等实行政府采购,输往北疆以换取马匹。这种“绢马贸易”,既盘活了南疆与北疆的资源,又提高了南疆与北疆的生活水平,南疆以“新普尔钱”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也得以不断壮大,为数十年后在全疆地区推行“新普尔钱”打下了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南疆实行单独的货币体系,有效地保护了当地新生的经济。晚清时期,内地多次发生“钱荒”,导致银价暴涨、铜钱贬值,而南疆地区的“新普尔钱”则因保护而一枝独秀,令南疆避免遭受内地货币波动的池鱼之殃。
对于政府来讲,南疆实际上已经成为货币特区,大大减缓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原先需完全从内地调拨的军饷和新疆发展所需的巨额资金,有相当部分可以“新普尔钱”替代。

压服西边强邻

乾隆皇帝的丝路经济,面临的最大外部威胁,是西边的强邻阿富汗,时称“爱乌罕”。
按西方史学界的说法,彼时的“爱乌罕”,是一个与中华帝国、“准噶尔帝国”(实为中国之叛乱势力)在中亚地区足以鼎立的一方,领土面积包括了今日的阿富汗、伊朗东北部、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旁遮普地区,其地位及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30年后派遣马戛尔尼到访的大英帝国。西方史学界一般称为“阿富汗帝国”,或者杜兰尼帝国。
阿富汗帝国皇帝爱哈默特沙(Ahmad Shah Durrani,此处循《清史稿》译法),也是一代枭雄。当中国在新疆的平叛战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阿富汗帝国耗费数年时间,积极筹建反华同盟,于1757年计划挥师东进,与中国争夺南疆。这场可能的战争,对于已经在新疆陆续征战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平叛部队来说,压力不小:毕竟供给线过于漫长,且已经是疲敝之师,要与以逸待劳的敌军对抗,风险不小。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阿富汗帝国后院起火。这一年年初,被其征服的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发生了暴动,当地军民起而反抗阿富汗占领军,逼迫爱哈默特沙放弃东进,回师印度,镇压德里的暴动。这给了中国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顺利地结束了平息南疆暴乱的战争。
阿富汗帝国稳定了印度后,却再也无力东进,因为此时,被后来的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影响到亚洲了——英国人来了。就在同一年(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一举击败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王公,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最后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衰弱的莫卧儿帝国、彪悍的阿富汗帝国、还是强大的中华帝国,都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从未遭遇过的劲敌。
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中国与阿富汗都无心再发动新的战争,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年),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阿富汗帝国遣使上贡,当然是乾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成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接待事宜就曾一天内连发三道圣旨。第一道圣旨要求使节团所经过的“沿途各督抚,豫备筵宴”,热情接待,“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豫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第二道圣旨说,对于阿富汗的使节,“理宜派出大臣护送。”第三道则是给阿富汗使团回程时,提供免费的骆驼,驮运“赏赉物件”,考虑得极为周详。1763年的正月初六日(2月18日),乾隆在紫光阁宴请蒙古、回部外藩时,阿富汗使节是重要客人。三天后(正月初九日),乾隆在畅春园之西厂进行大阅兵,阿富汗使节仍然是座上贵宾,接待规格很高。
然而,半个月后(正月二十四日,1763年3月8日),乾隆却在发给军机大臣的圣谕中说:“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取消了此前沿途接待宴请的待遇。
原来,在那些表面上洋溢着温情的觐见背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富汗使节居然拒绝叩头!这场争论,没有被记载到堂皇的正史中,但在正月初四日(1763年2月16日)乾隆写给新柱等人的满文信中,有清晰的记载:“今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这一“叩头”事件,比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叩头之争”,足足早了30年。但是,在这背后,并非乾隆真的为了所谓的天朝脸面,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战略考量。
乾隆皇帝在写给叶尔羌官员的满文信件中,指出:“纵览爱乌罕所遣使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久而久之,恐巴达克山人等或与安集延等处之人,伺机纠集骚扰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因此,乾隆要求驻守在西域的军政要员们,“暂缓办理哈萨克事宜,要以全力应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陆续所降谕旨而行。”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接见阿富汗使节,是乾隆本人的一次摸底调查。对于阿富汗帝国的好战与野心,乾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其遣使朝贡的虚荣中,而是清醒地做出了两手准备。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这是一份表面十分客气、其实却是绵里藏针的外交文件。
乾隆先对爱哈默特沙“远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觐”的“诚悃”表示赞赏,并给予丰厚赏赐。而后列举了爱哈默特沙的若干征伐,指出:“尔又云欲往攻布哈尔,闻已归附中国不便侵伐,足昭恭顺之忱。”乾隆说:“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泽于无穷。”
从文字上看,乾隆是劝导爱哈默特沙少折腾、不打仗,但“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一句,却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叩头的礼仪事件之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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