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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西域“行者”
2018-10-20 09:10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报

1987年2月,马大正挥别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正式加盟社科院创建不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担任中心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委员。

那时候,他已近知天命之年,在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涯如此关键的节点上,决意调整自己的航向,不用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决断的。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当初,现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高位”的他,看来并无悔意,笑言那是“我学术人生最有意义、最值得回忆的难忘岁月”。

那让我们看看,在相熟的朋友同行乃至后辈中人称“老马”的他,在事关重大而又相当敏感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到底是如何识途的吧。

转向边疆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1977—2007》一书记载,1982年2月4日,时为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曾就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等问题,致函李先念等高层领导人,“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并下决心出一批书,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使我们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避免“临时抱佛脚,事后就撒手,致资料无法积累,人才日见凋零”。

3月6日,李先念批示“同意胡乔木意见,应该重视关于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工作”,“研究改进措施,加强这方面工作”。

大约一年后,即1983年3月19日,中国社科院边疆中心成立,由著名史学家、民族研究所顾问翁独健教授为首位主任。

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赴美留学,专攻蒙元史,193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任教。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教育局局长,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他出任副所长。“文革”中他受到不公待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复任副所长。而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民族所的马大正,就是他十多年的得力部下。由于有这一层关系,边疆中心成立之初,马大正作为“编外人员”时时参与中心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

据马大正回忆,1983至1987的四年间,边疆中心发展的步履异常艰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初创时期中心高度重视中国边界问题研究,但此类问题政治上较为敏感,资料搜集受到诸多限制,而且专门人才匮乏,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二是边疆中心实际上是“多头管理”,繁复的商议与协调消耗了中心领导极大精力,却又收效甚微。

1986年5月28日,翁独健教授逝世,面临诸多困难的边疆中心处境更是雪上加霜。1987年2月14日,社科院决定将边疆中心改组为“院领导下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其行政工作划归近代史所管理,业务工作直接对院负责”,前期研究和组织工作表现甚佳的马大正,也因此由“编外”转正。

另据马大正的多年学界好友、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李世愉忆述,1987年改组后的边疆中心,其实只有几个全职人员,租用的是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的民盟中央招待所,条件非常艰苦,除了几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几个书柜外,几乎一无所有,真是白手起家。就在那种不利条件下,马大正与中心主任吕一燃扎扎实实共同努力,为中心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年后,吕先生退休,马大正一人承担了中心的领导重担,可谓是呕心沥血。

马大正自己回顾在边疆中心工作的岁月时说,前期他既是一名研究人员,也是中心领导之一(1987~1993年),后期则担任主要领导(1993~2001年),其间大体上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为开展三大研究系列出谋划策;二是为当代中国边疆调查的展开身体力行;三是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尽心尽力。

十年苦修

马大正是地道的上海人,中小学教育均在上海完成,1956年7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山大还在秀美的滨海港城青岛。大学生涯四年,经历颇不平静,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都在年轻的他心目中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记。

1960年7月本科毕业后,他获免试保送攻读山东大学(前两年山大已迁到省会济南)历史系研究生,师从近代史专家徐绪典教授。徐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曾供职北京故宫博物院,也担任过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会副理事长。得遇名师的马大正,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就是《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

1964年6月初,马大正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抱着立志争当“红秀才”的雄心,离开山大,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前身)报到,步入当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但与大多数同龄的青年学人一样,在1964到1975的十年多时间里,身处研究机构、一心施展抱负的马大正,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反而不由自主地翻滚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他前后两次被安排到“四清”运动工作队,下乡参加劳动锻炼,第二次“四清”运动队集训刚结束,“文革”就开始了。那十年间,他时而是“革命动力”,时而又成了“革命对象”。

时过境迁,回首那段动荡的岁月,马大正颇感一言难尽。不过他说,那些年平心而论,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对社会真实观察和体会的加深,这也是大多数时间埋首书斋的社科工作者,特别是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课。

1975年秋冬之际,转机不期而至,马大正得到了毕业以来第一个参与研究课题的机会——《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而这项研究的真正有序展开,已是“科学春天降临人间”的197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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