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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探源:藩阀挑起的战争
2018-09-14 14:08 作者:萧西之水 来源:中国经营网

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并从此开启了两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纠葛历程。作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一提到日本,“扩张”二字永远是国人的第一反应,白村江水战、万历朝鲜战争、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一次次说明了这一点。有人从日本地理角度出发,论证其生存多么需要扩张;有人从武士道出发,论证其基因多么嗜血。但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同两千年(交往)比较起来,五十年(战争)的时间是很短暂的。”比起英法、法德这些“世仇”,差了很远。
  明治维新前,日本锁国200余年,却能养活6000万人,因此“为生存而扩张”不过是军国主义者在粉饰侵略;武士道讲求扶助弱小,军国主义者却在欺凌弱小。这一方面说明军国主义者偷换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好战。
  甲午前,也是如此。
  当然有日本人想扩张,但也有日本人想联合。无论日后日本走向扩张、联合、战争,都能找到源头。关注源头本身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原因如何走向结果。

两句话引祸

  1871年10月,一艘琉球船载有66名船员漂洋过海,一股台风把他们吹到了台湾北部,然后让当地原住民砍得就剩了12人。
  这就是“八瑶湾事件”,日本叫“宫古岛岛民遭难事件”。
  这事当时不了了之。那时候漂到台湾的船太多了,让原住民砍死的更是不计其数,反正台湾是中国,琉球是中国属国,一家人什么事都好商量——
  这次不行了,因为日本插手了。
  日本插手琉球也自然有他自己的理由。一直以来,琉球国都向明清中央政府进贡,但1609年,日本江户幕府萨摩藩出兵攻打琉球,甚至把琉球国王都带回江户面见幕府将军,从那以后琉球就开始同时给中日两国进贡,成了两属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第一要务是建立近代国家,要划清边界,就将琉球国也划入了萨摩藩转型后的鹿儿岛县。
  但琉球想保持独立,因此不愿意被日本兼并。
  1873年6月21日,日本使节柳原前光来到中国总理衙门,上来责问清朝为何对“八瑶湾事件”不做处罚;清政府表示琉球、台湾都是我的地盘,跟你没关系。
  到这里,清朝官员表现得都非常不错。但日本人接着说:今年3月我们又有4个日本人在台湾让人抢了,你为什么不处理?总理衙门可能是没听说这件事,一下子慌了,两位官员毛昶熙、董恂口不择言:
  “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
  所谓“化外”,在政治语言里,就是“统治之外”,正因为是统治之外,清廷才有机会逃脱追责。的确,那时候清朝实际控制范围就是台湾西部,东部地形复杂,原住民的确是管不了,说“统治之外”并不过分。但在外交辞令里公然宣称台湾原住民在“统治之外”,无异于说他们根本不是清国人,也无异于说原住民祖祖辈辈居住的台湾东部不属于中国管辖。
  这个事本来很简单:琉球人被杀,应该坚持琉球与日本无关;日本人遇抢,的确理亏,赔钱了事就结了,一点把柄都不漏。但为了逃避追责,生硬搞出个“化外之民”,在国际法时代绝对是重大外交事故。
  日本人敏锐发现清廷措辞中存在问题,立刻反击:“既然贵国把他们当作化外之民,那么我方会派一支军队惩罚杀人的生番。”
  1874年5月,日本人出兵台湾,清政府一下子慌了神,连忙派沈葆桢出兵巡台。经过几个月对峙,日军染上热带病,也耗费了大量金钱,被迫回到谈判桌,大久保利通亲自来到北京与恭亲王谈判。12月,中日签署《北京专约》,赔偿50万两银子了事。
  按说这事应该结束了,但《北京专约》一句话不留神,留了个尾巴: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日本拿着1871年琉球漂流民被杀、1873年日本人被抢两次事件为借口,清政府却说人家是保护人民,间接承认琉球人就是日本人。虽然日后清政府一直在说,这个“民”指的是1873年那次抢劫事件,而不是1871年“八瑶湾事件”,但日本人已抓住借口,肯定不会松开,遂于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设立冲绳县。
  其实琉球事件里,中国一直占理:毕竟琉球是两属国,不管怎么划界,都应该商量着来。但由于对现代国际关系处理方式的生疏,导致清政府把琉球这块肉直接送到饿狼嘴里。
  但这个事也不是没有转机。1880年,日本想一次性解决琉球问题,便提出“两分法”,提出将先岛群岛让渡给清朝。清朝本想接受,最后却还是提出想恢复琉球王国、恢复宗藩关系,因此拒绝了“两分法”的提议。
  近代前期,清朝外交最大问题在于不按国际法规程办事,而是按照原宗藩关系办事,甚至行文用语都用着旧时代语言。琉球事件里,清朝一直以老大哥自居,力求占据道德制高点,却让日本人占据了利益制高点。
  琉球之后,便是朝鲜。

从扩张走向联合

  对于朝鲜,日本也是在扩张与联合之间不停摇摆。
  1876年的《日朝修好条规》就是这种摇摆政策的综合体现。其中第一条写得明明白白:“朝鲜国自主之邦,与日本有平等权利。”近代历史上,这是第一个承认朝鲜为自主国的条约,也奠定了日后朝鲜独立建国发展的基石。
  从中国角度看,日本竭尽全力破坏宗藩制度,可谓大逆不道,应该声讨。但从朝鲜角度看,继续闭关锁国、追随腐朽的清廷并不能开始近代化改革。正因如此,当时朝鲜大量青年才俊认为日本才是值得信赖的对象,不少留学生东渡日本求学。
  当然,《日朝修好条规》也的的确确是不平等条约。其最不平等之处,是日本对朝鲜有片面领事裁判权:日本人在朝鲜犯法,要由日本人处理,如同中国近代很多不平等条约一样。
  还有军事顾问。当时朝鲜由国王正妃——闵妃执政,闵妃政权采用日本军事顾问训练新军,日本得以将触角深入朝鲜腹心。1882年,国王生父——失势多年的大院君煽动旧军人发动壬午军乱,反击闵妃政权,攻击帮助训练朝鲜新军的日本人。军乱闹得太大,中国甚至都出兵朝鲜,将闹事的大院君掠走,日本则要求朝鲜提供55万日元赔款。
  随着大院君势力一扫而光,日本在朝鲜迎来了大发展,不仅民间团体对朝支援蜂拥而至,亲日的开化派人也登上高位,但闵妃却从亲日转向亲清,闵妃集团与开化派人的矛盾越来越激烈。1884年12月,开化派人发动甲申政变,意图将顽固派一股脑儿消灭掉。中国看不下去了,不仅放回了大院君,还直接出兵占领汉城,将开化派人一网打尽。
  1885年中日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双方军事顾问均撤出朝鲜半岛,日本在朝势力开始消退。
  看到中国强大起来,日本暂时压制住扩张欲,甚至将国内意图援助朝鲜开化派的人士予以逮捕(1885年大阪事件)。针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力量变化,井上馨提出,可以认可清朝在朝鲜占据优势地位,由中日合力保全朝鲜,排除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势力;1890年山县有朋发表了“主权线-利益线”理论,除了言明朝鲜是日本的“利益线”焦点,也希望能实现朝鲜中立化。
  日本的扩张欲不是不能压制,只是压制力要足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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