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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且诵? 四战之地商道难
2016-09-22 17:05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中旬,宜兴县商会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董改选,声望甚高的现任会长朱知顺利当选连任。

  朱知是当时宜兴县城有名的鼎元典当行股东兼经理,生意头脑灵活,办事颇有魄力。他连任商会会长期间的主要业绩,一是集资筹建了一座前后四进的商会新会舍,二是仿效邻近大商埠无锡城的先例,组织典当、木行、银楼、南货、广货、茶叶、绸布、粮行、烛箔、酱园、土烟、衣庄等十二个较大的行业,成立了各业公会,俗称“十二大同业”。

  区区一个宜兴县,除了有千百年历史而闻名遐迩的贡茶和紫砂陶之外,还有如此丰富繁杂的民间商业形态及严整的商人组织,多少让人感到惊讶。

  乡镇经济前驱

  据地方史志记载,早在19世纪中叶,宜兴民间商业已具一定规模。如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县境内的大浦乡即“店贾云集”,交易繁盛,农村的集场、庙会等定期贸易市场也很常见。

  清末民初时,近代交通运输及邮政电信等陆续发展,水路本来就四通八达的宜兴,与周边商埠交往日增,不光是县城,各镇的商号、店铺、行栈、酱园、酒坊、批发庄也逐渐涌现。大清王朝倒台前夕的1911年,宜兴县出产的传统商品有茧3500吨,茶叶155吨,毛竹制纸(作纸钱的表芯纸及作建材的纸筋纸)40万块,春笋750吨,均由商贩运销至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

  宜兴所在的江南太湖流域,素称鱼米之乡,故商人贩运货物仍以米粮为大宗。据民国十五年(1926年)统计,宜兴销往苏杭等地的农副产品约值1000万银元,其中米类占五成,麦类占三成,杂粮、蚕茧各占10%。在此前后,宜兴各镇粮行收购的粮食,仅仅运往无锡一地的每年就达6000万公斤。

  时人记述,每当新谷登场,宜兴县城以北的和桥镇,因靠近常州和无锡,粮行云集,河岸上粮船首尾相接长达1公里。安徽的黄豆,苏北的大麦、杂粮,相邻的金坛、溧阳等县的粮食,都运到宜兴县城西北的杨巷镇出售,外地客商纷纷前来采购粮食,每日成交量在10万公斤左右,有时达20万公斤。

  而县城西南的张渚、湖父二镇,则是苏浙皖三省边区山货的集散地,素有“金张渚,银湖父”之称。两镇共有山货行70余家,常年经营的有竹行、柴行、炭行、石灰行等,季节性经营的有笋行、茶叶行、山芋行等。张渚镇光是板栗年成交量就达150万多公斤。

  前来宜兴做生意的各地商帮不少。如绸布业以南京、常州人居多,称京帮;土烟、茶漆典当业以徽州人居多,称徽帮;饮食服务业以苏北人居多,称苏帮;香烛、纸马、锡箔业以绍兴、宁波人居多,称绍帮。

  庚子之变后,清廷力推新政改革,上海、苏州等地先后成立新式商会,地处长三角腹心的宜兴受到新风气波及,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年底(1907年1月),正式成立了隶属苏州商会的商务分会。宜兴境内各镇原以商人籍贯为主建成的公所、会馆,陆续转变成以行业为主组织的同业公会,这就是日后商会会长朱知力推“十二大同业”成型的民意基础。

  民国十年(1921年)以后数载,即朱知主持县商会期间,宜兴商业达到鼎盛。县城及鼎山(紫砂陶业集中地)、和桥、张渚三镇,零售商店多达1600多户,县城一些大店号,年营业额均超过30万银元,有的高达50万银元。以年贸易额计,县城占25%,鼎山、和桥、张渚、杨巷等六镇合占55%,乡镇商贸经济发达,显然是一大特色。

  齐卢之争重创

  天有不测之风云。就在宜兴百业兴旺,商户忙得不亦乐乎之际,一场战祸却骤然而至。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直系首领曹锟与皖系首领段祺瑞为争夺北洋政府统治权之战)以皖系大败告终后,直系军阀齐燮元出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而控制上海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原属皖系,为了生存向奉系靠拢。宜兴由齐燮元的苏军驻扎,县境南面就是卢永祥部队守卫的浙江长兴县,两军各据一方,互相虎视眈眈。

  齐燮元虽为江苏督军,却无法染指向来是江苏行政辖区且富庶发达的淞沪地区,一直耿耿于怀。他伺机武力驱逐卢永祥,夺取上海,兼并浙江地盘。尽管以上海总商会为首的江浙士绅为避免战火,曾努力居间调停,但得到直系福建督军孙传芳等支持的齐燮元,还是率先发难。

  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3日,齐燮元的苏军联合孙传芳的闽军兵分四路出击,与浙军在宜兴湖父镇香山遭遇打响第一枪(一说先在昆山安亭、黄渡两镇之间开火),战事历时五十天,史称江浙战争,或齐卢之战。

  在宜兴参战的苏军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及一个警备团,而浙军方面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自长兴县向北反攻,两军互有胜负,呈胶着状态。后来,两面受敌的卢永祥见战局不利,被迫通电下野,弃军出走,苏闽联军进入上海,战火暂告平息。

  此次战事中,宜兴县境内9个镇乡受到波及,死伤民众百余人,经济损失估计达200万银元。那年年底,刚从日本流浪回到上海的待业文学青年郭沫若,受友人之托,前往宜兴调查江浙战祸。郭写下长文《到宜兴去》记述了军阀混战留下的惨状。

  岂料郭沫若走了不到一个月,宜兴战祸又起。原来,由齐卢之战触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15日至11月3日),直系失败,齐燮元为见风使舵的孙传芳所卖,不得不下野流亡。奉军南下进驻宜兴,与占据了浙江的孙传芳部对峙。

  1925年10月,孙部一度占领宜兴县城,北上常州,大军过境,风卷残云,沿途的湖父、和桥等商贸重镇,商民惨遭蹂躏,地方治安几近失控。有一次,一股来自安徽的武装人员,大白天公然将湖父镇的典当行、商号及停泊的船只抢劫一空,连水警、商团的枪械也被收缴。

  《宜兴县志》(1990年出版)对那段历史有如下描述:“民国十三年,江浙军阀混战,经商受扰,加上农业歉收,以致街市冷落,营业清淡。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宜兴商业一度有所复兴。”

  “战时繁荣”尴尬

  宜兴既是沪杭宁苏四大名城“后院”,又为苏浙皖三省交界枢纽,更兼乡土特产丰富,河湖水运便利,具备成为近代商贸重镇的优越条件。前文提及,1926年时宜兴销往苏杭等地的农副产品已达1000万银元,试想如果不是那几年的战乱,宜兴商业上的表现当远胜于此。

  但物阜民丰、地处要冲,和平年代当然很好,一旦遭逢乱世,往往反为所累。远的如五六百年前,朱元璋与张士诚为争夺江南地区控制权,就在宜兴城下打得不可开交;近的如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51~1864年),宜兴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来回争夺之地。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辅王杨辅清率军数万,攻占宜兴。他于城内修建王府,赫赫有名的忠王李秀成也来小住过,遗址至今犹存。清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太平军才撤走,半年之后天京就陷落了。地方史志上有关同治年间宜兴乡镇商贸繁盛的记载,当是反映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地方经济有所恢复的情况。

  1931年前后,经历过江浙战争、北伐战事及国民党“清党”后中共发动的江南秋收暴动等等冲击后,宜兴的社会和商业秩序大体回复稳定,也搭上了所谓国内经济“黄金十年”的顺风车。当时宜兴县城内及各商镇,五洋(洋火、洋烟、洋油、洋烛、洋碱)、新药、绸布、百货、卷烟、煤油、照相等新兴行业,营业越来越红火,很多商号,资本都在上万银元。他们从上海、无锡、常州、苏州等地采购大宗货物来宜销售,又将米麦、陶器、茶叶、竹木、蚕茧、毛笋等土特产贩运出去。

  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宜兴全县有茧行60个,年收鲜茧2000余吨;大茶行8家,年收茶125吨;张渚镇年产竹筷1亿双——以当时中国人口约4亿计,每4个人就有1个要用宜兴产的筷子。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湖父镇集市春笋成交量达8200吨,相当于25年前全县总产量的11倍。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华。当年11月25日,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失利之际,坐镇宜兴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撤离,太湖防线崩溃,五天后,宜兴县城及县境大部分落入日寇手中。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宜兴成为中日双方军队反复争夺的前沿据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及民间抗日武装也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

  日寇烧杀破坏令宜兴商业受到重创,自不待言。尽管战事进入长期相持阶段后,因各路部队及军政人员聚集,和桥、张渚等传统商镇曾呈现“战时繁荣”,尤以跑单帮的商贩及战时急需物资批发商最为活跃,可能发“战争财”的商人,毕竟只是少数。

  抗战胜利后,宜兴商业稍有起色,旋即遭遇全国性的物价飞涨、经济崩盘,市场再度萧条。1948年5月17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前三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回宜兴祭扫蒋氏祖墓,曾引起当地一番轰动,但于市面复苏毕竟无实际补益。

  不久之后,天地翻覆,江山易手,商城宜兴的故事,才揭开了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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