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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重庆:口岸初开瞿塘西
2016-09-09 16:00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这支军、商混编的英国“先遣队”在重庆住了一个星期,全力以赴地收集当地各方面的情报,并结识了一些重要商人,跟他们密切来往。回到汉口后,英商代表写了一份详尽的商务调查报告,认为:

  “宜昌只不过是川江上大船的货物转到上游小船的转运地,其本身并无贸易可言”,而“重庆贸易相当著名,它地处长江上游的分叉口,位置十分有利,它不仅能增加曼彻斯特的消费品和约克郡的纺织品的生意,还可以增加粗茶供给。这种茶叶几乎是采购不尽、收集不绝的,就可能大大降低各种茶价,从而能够为我国劳工阶级造福”。

  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英国“在宜昌设馆并非必需,表示反对,我们更倾向于开放四川重庆”。

  七年之后,中英《烟台条约》中有关重庆“局部开放”的条款,可以隐约看到上述调查报告的影子。英国人之所以无法一步到位打开重庆的大门,最大阻碍是川江航道尤其是三峡段路途险恶,轮船不敢贸然驶入。

  而当年身在上海的立德,应该是能看到这份报告的,那大概也是他后来冒险犯难,悄悄“登陆”重庆的原动力之一吧。

  重庆开埠:交易还是妥协?

  1887年,已定居重庆的立德与友人合股,成立川江轮船公司,在上海订造了一艘轮船,取名“固陵号”,打算专门用于“汉口—宜昌—重庆”的航线。第二年,即光绪十四年春节刚过,“固陵号”驶抵宜昌。宜昌镇总兵闻讯即亲自登船查看,见该船“长有十七丈,宽有二丈七尺,空船吃水三尺,另满载七尺,船身铁皮包钉”。总兵大人“详细视之”,结论是“难以上驶”,也就是说,不能入川。

  清廷地方官员以技术原因不允许“固陵号”驶往重庆,其实另有隐情。因《烟台条约》明文规定,洋人轮船一日不到重庆港,他们就无法在当地立足,所谓开放,无非一纸空文。

  此前,立德名下的小轮船“彝陵号”,已由清廷官办的轮船招商局收购(一说包租)。这一次,财大气粗的招商局再度出面施压,迫使立德不得不出售“固陵号”。

  在本文开头那封致《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立德曾抱怨说,“中国人无条件地买下该船,就完全从我们要求行轮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我国驻华公使继续被中国人的沉着冷静态度所困,经过三年艰苦努力的谈判,行轮问题(就像解决西藏难题一样)终于完全陷入僵局”。

  授意轮船招商局收购“固陵号”的,正是其幕后大老板、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这位十多年前跟英国人在烟台谈判的“沉着冷静的中国人”,为了守住西南门户,想方设法,用尽拖延之计。

  立德为了“固陵号”获得入川许可,曾到天津拜会李鸿章。李中堂大人以三峡“险滩林立,民船迂回绕避,然犹触礁即碎,轮船迅急直驶,断难畅行”为由,语重心长地“力劝勿往,往则必碰碎”。尽管得到英国驻华公使支持的立德当即声称“碰碎亦无所悔”,还是让江湖老手李鸿章一眼看出来其“内颇怯”,也就是说,心里一点没底。

  但李鸿章毕竟是那个年代较有见识的清廷高官,他不能不承认,长江通商三十余年(自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京津,签订《北京条约》,强迫开放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口岸以来),各式洋船“通行已久,岂能独禁于川江”?

  1889年5月,中英双方在宜昌会谈,试图解决“固陵号”入川试航引起的外交纠纷。最终双方谈判妥协的结果是,当年年底“固陵号”易手,而中方则允诺马上将重庆辟为通商口岸,不必等到轮船可以上驶重庆的先决条件实现。

  1890年(光绪十六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正式宣告“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一周之后,恰好人在英国的立德,读到了《泰晤士报》上那篇“重庆地位升级”的报道,并为此感慨不已。

  不管整个过程是否甘心情愿,“开埠”都是重庆这座传统川东贸易中心近代历史上的大转折。接下来发生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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