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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重庆:人去城空江自流
2016-09-05 14:53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46年5月1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还都令”,宣布定于5月5日“凯旋南京”,并称:

  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藉其丰沃之地方,何以克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上之形胜,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

  前一天下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乘美玲号专机飞离盘桓了八年的陪都,经西安、汉口重返南京,成为国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盛事。

  而几乎同时透露的另一则官方消息,却多少有点煞风景:重庆市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停业的厂家,已达214家。

  工潮背后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陪都民众,自不例外。但最初的狂喜过后,越来越沉重的生活负担,让他们回到现实,愁眉不展。和平的到来,也意味着八年间重庆因天时地利独享的“战时繁荣”,必将成为往事。

  就在8月11日,即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之际,重庆金融市场剧烈波动,黄金、美元均告下跌,百货市价更急跌4到5成,市场上银根奇紧。半个月后,重庆工业界迁川工厂联合会、全国工业协会等三大行业团体,因银根紧张、物价下跌、产品毫无销路,联合请求国民政府拨款100亿元作为救济金,否则将自抗战胜利之日(9月3日)起,各厂停工3周。

  到了8月底,重庆市商会派代表请求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救济商业,经协商,获拨款20亿元,由官方的四行二局(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在重庆贷放。

  尽管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整个8月份重庆仍先后有500多家小型工厂停工。

  据战后初期调查估算,重庆工人的收入水平,比抗战前不增反减。如以1937年6月各种指数为100的话,则战后初期工人生活指数增长1438倍,工资指数仅增长530倍,实际收入指数下降为战前约37%。也就是说,重庆的普通工薪阶层并没有享受多少“战时繁荣”的好处,反倒受累于战时持续的通货膨胀。

  至1945年12月为止,重庆失业工人总数达到65000人,失业率达15%以上(全市工商、交通运输及各业职工总数约42.6万人)。随着不断有工矿企业减产、停业或复员东迁,情况雪上加霜,工人们人心惶惶。

  如当年9月18日,数千铁路员工到国民政府交通请愿,要求“救济还乡”。9月30日,渝鑫钢铁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反对遣散。同月,重庆中南橡胶厂因分批解雇100多名工人,也引发罢工。两厂工潮持续三月之久。

  据国民政府统计,自1945年10月~1946年2月,重庆共发生工潮432起,涉及工厂457个,共约10万名工人卷入。其中规模千人以上的工潮达18次,5000人以上的有3次。

  自1946年3月份起,重庆大渡口钢铁厂、重庆19家军服厂、兵工署第10工厂等军工企业,相继爆发罢工,连赫赫有名的爱国企业家卢作孚麾下的民生机器厂工人,为了增加工资待遇,也向资方公开叫板。

  “建设楷模”

  面对战后重庆工商百业萧条的情势,正或明或暗地加紧政治角力的国共两党,也不忘通过其主要喉舌,努力体现各自的“现实关怀”,巩固其“群众基础”。

  1946年4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严重的工潮,如何解决?》,对此起彼伏的重庆工潮表示关注和支持。6月14日,《中央日报》则披露,战时迁川工厂共475家,此时已停业(含复员)232家,留川243家。

  集体复员离渝东迁的不仅是工厂企业,还有各大金融机构。1946年5月,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中国、交通三大行及中央信托局迁回上海,四联总处(中国、中央、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的简称)、中国农民银行及邮政储金汇业局则迁回南京。

  至此,陪都重庆盛极一时的战时政治、工商业及金融中心地位,全部告一段落。这座因缘际会、财聚而兴的山城,又一次来到了转折关头。

  公平地说,被在野的政治竞争对手讥讽为“急着下山摘桃子”的蒋主席及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就此置患难与共八年之久的重庆及川省民众于不顾,在“还都令”中还特地强调:

  “近更以四川为全国建设实验区,应即宏其体制,崇其名实,着由行政院督同各该省市政府妥为规划,积极推行,使全川永为安定国家之重心,而树全国建设之楷模,有厚望焉。”

  1945年12月1日,新任重庆市长张笃伦就职。张笃伦与曾任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四川王刘湘的堂叔)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班同学,早年参加过辛亥武昌首义,为人踏实干练,在川渝一带颇负声望,并深得国民党元老、抗战时四川省主席张群赏识(张群也出身保定军校)。国民政府“还都”之后,确实需要这么一位镇得住场面的将才,继续经营重庆。

  到任后不久,张笃伦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主持召开重庆建设十年规划会议,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该委员会聚集了桥梁专家茅以升等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在国民政府“还都”的1946年5月份,编制完成《陪都十年建设计划》。

  这份长达20万字的计划,以提高市民生活水准,增进市民工作效率为最高原则,试图纠正重庆以往长期无目的成长及过度膨胀的状况,着重繁荣工商业、整顿市容,规划未来城市发展轮廓远期目标是把重庆建设成西南工商业重镇、内陆良港,以及现代化的西南最大都市。

  狂澜难挽

  在张笃伦主持和推动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相继编制了《陪都两江大桥》《重庆市民住宅计划书》《扩充陪都公用事业计划》《整理南温泉计划》等一系列专项配套文件。

  时隔七十年,回过头再来看这份覆盖了工商业、交通、社会组织、居室、空地、公用设施六大方面,并注重平衡协调发展的都市建设计划,不能不佩服当年张笃伦这样的主管官员以及学者精英们的魄力与远见。直到20世纪末的重庆城建规划,仍然视其为必要的参考资料。

  可惜的是,受制于当年国内动荡的政治和经济情势,这份宏大《计划》真正获得实施的部分不多。在张笃伦不到两年半的市长任期内(1948年4月他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仅完成了开辟通远门隧道(在今渝中半岛中部)、重修市区下水道和抗战胜利纪功碑等几项工程。这个抗战胜利纪功碑,也就是后来更为人所熟知的“解放碑”的前身。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1946年10月31日在重庆督邮街广场奠基的。那一个月里,重庆还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是成渝铁路工程再度复工。但这条从清末就开始动议修筑,并直接导致清王朝崩溃(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的铁路,这次还是没能修好。直到数年后中共刘邓大军挥师西南,以军事化管理推进工程,才最终毕其功于一役(1952年7月建成通车)。

  第二件是民生机器厂内发生巡警枪杀工人事件,引发长达两个多月的请愿和罢工行动,重庆各产业工会及社会各界对此也积极声援。

  第三件是失业军官请训团事件,对政府当局震动更大。在重庆的云、贵、川、康(当时设有西康省)籍被遣散军官4000余人,组团请愿,两次包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和重庆警备司令部,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将他们收回集训,解决食宿。最后,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

  同样是这一个月,重庆市面继续萧条,生产停滞,企业不断倒闭,失业工人已超过10万。此时不过是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离蒋主席伉俪风光“还都”,才刚刚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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