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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重庆:旧邦新造过客忙
2016-09-01 13:57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年,也很可能是重庆两千余年建城史上,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那一年的第一天,国民政府重庆警备司令部宣布即日起实行宵禁,并开始邮电、新闻、交通检查及突击盘查。那一年结束后的第一天,重庆全市12万人游行庆祝解放,中共二野司令员兼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委托市军管会代表,接受重庆各界献旗献花。
   政权更迭,山河变色,重庆这座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经历了怎样的一次风雨冲刷呢?
   “破厂计划”
   1949年12月1日,中共部队正式举行占领重庆的入城式,而前一天凌晨,蒋介石才匆匆乘飞机离开。
   临行前,他在西南郊歌乐山下的林园,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顾祝同(陆军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杨森(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重庆市长)、萧毅肃(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钱大钧(川康滇黔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俞济时(侍卫长)、毛人凤(国防部保密局长)及蒋经国等亲信干将、地方大员出席。
   林园是抗战时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林森1943年去世后,蒋介石夫妇迁居于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邀赴渝谈判,当晚蒋介石在这里摆下接风宴,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交杯换盏。孰料仅仅四年之后,客主易势,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其实,前总统蒋介石是以“在野之身”召集的这次会议。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统率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年里,由南京出走,辗转流落于广州、重庆、成都数地,自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来,重庆又一次短暂地当了三十多天的“战时首都”(10月15日~11月21日)。
   就在蒋介石仓皇离渝的11月30日午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策动下,重庆市参议会、商会、工业会及“保民军”各派代表温少鹤、蔡鹤年等4人,乘坐民生公司“民运号”轮船,拉上白旗横幅,一路鸣响汽笛,渡过长江,专程赶到重庆城东南的海棠溪,迎接中共部队。下午六时许,民生公司等派出的轮船载着大批部队渡江进城。此时,国府方面负责重庆卫戍任务的杨森也退往成都了,“陪都”易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市面没有发生大的混乱。
   说到重庆城区和平“交接”,城市得以保全,不能不提杨森这位川籍老牌军人扮演的特殊角色。
   早在11月20日,由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领衔,以从台湾特地空运过来的爆破专家杜长城和“东南技术总队“为班底,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锁定重庆九家兵工厂、两家发电厂及国际广播电台等为主要破坏目标。蒋介石在林园会议上,决定撤退前夕,立即执行“破厂计划”,以免“资共”。
   毛人凤的手下接到命令,马上出动数十武装特务、交警乘坐携带炸药的卡车,强行进驻渝中老城区嘉陵江边上的大溪沟电力厂。电厂经理见来者不善,慌忙打电话给重庆市商会理事长蔡鹤年告急,蔡拉上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面见市长杨森,苦苦相求,要他“履行诺言”。杨森犹豫再三,最终下令撤兵。蔡鹤年随即带上600银元,赶到电厂分发给待命的警察官兵,将其劝离,电厂得以安然无恙。
   “决不烧杀”
   杨森是堂堂国府的西南军政长官、“陪都”市长兼卫戍司令,为何要履行对手无寸铁的议员、商人许下的“诺言”,而竟然胆敢不执行蒋介石刚刚当面下达的严令呢?真是说来话长。
   1949年10月,进军川黔的刘邓二野大军直逼重庆之际,中共川东特委蒋仁风通过关系,找到了重庆市商会所办的《商务日报》社长兼总经理高允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高加入过共产党,如今他在重庆人脉很广,军政、工商各界乃至三青团、袍哥无不给他面子。
   经高牵线,蒋仁风分别秘密约见范众渠、温少鹤(市商会老会长)、蔡鹤年和柯尧放(市参议会秘书长)等重庆工商界上层人士,以中共党员身份,劝他们认识大势,站稳立场。范、温、蔡、柯等人首肯,随后组成一个“迎接解放筹备小组”,对外以市参议会名义活动,分头暗中联络市内知名人士及同业公会理事作为组员。蒋仁风则在渝中老城区罗汉寺旁的《商务日报》仓库楼上,设立了一个策反指挥部。
   当时,驻守重庆城内的是“反共保民救国军”第一师,要确保“平稳过渡”,必须设法将其策反。第一师师长廖开孝是由杨森亲自保举的,自然听命于他。范众渠去见杨森,说希望第一师能负责“维持治安”。杨森这个老江湖,察言观色,自然明白范议长的言外之意。他表示同意,甚至默认可以由范本人出面维持秩序,迎接“共军”。但他又说:“将来我们转来,也要迎接我们。”
   到了11月中旬,眼见大局已定,得到顶头上司授意的廖开孝决定反正,接受维持治安、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并将部队改名为“国民自卫队”。重庆市商会方面也不怠慢,立刻给每个士兵发五块银元,军官三百银元,一共花了4800多银元,那些天的官兵膳食,则由市区的47个同业公会合伙供应。
   这支号称数千,实际只有数百人脱产执勤的部队,本来就是由城区各处的自卫队改编而成,士兵多是工商企业职员,谁想见到市面大乱、人人自危呢?何况兵荒马乱之时,能得到金钱实惠和免费伙食,他们都乐意卖力巡逻。在工商界半靠武力、半靠金钱的策略下,国共两军“交接”的短暂真空期内,重庆城内果然没发生严重的抢劫、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
   范众渠又联络重庆各界名流,继续做杨森的工作。比如早年在杨森手下办过教育的卢作孚,经营大川银行的杨森小舅子田习之,经营和通银行的杨森儿女亲家宁芷村等,都受托婉转劝杨森“顾全地方”。
   11月21日,杨森应范、蔡等人之约,以市长身份到重庆市参议会作施政报告,公开表示“决不烧杀”。
  使命结束
   杨森可不是省油的灯,他肯承诺不搞破坏,固然是迫于时势和人情,但却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趁机向重庆工商界狠敲一笔。
   早在11月初,杨森要求美丰银行(当时重庆最大的民营银行)退出他的两万股本,张口索要十万银元。经蔡鹤年从中斡旋,美丰退给他三万。到了11月下旬,杨森找到温少鹤,提出要向中央银行“借用”三千金条。非常时期,中央银行的人也不傻,推说必须得到议长范众渠的担保才行。范开始不愿作保,后来又让杨森保证不炸城市才行,杨森对此默认了。
   好在情势变化太快,杨森那三千金条还没拿到手,中央银行就撤走了,范、温二人用拖延之计,躲过最后一“劫”。
   回过头来说,尽管杨森出于各种利益考虑不太合作,蒋介石孤注一掷的“破厂计划”,并非全部瘫痪。大批分头出动的“破厂”部队,仍然炸毁了重庆城内外至少九处兵工厂、发电站的全部或部分设施,国际广播电台也未能幸免。在中共地下党及工商界人士组织的护厂行动中,有数十名工人和职员遇难。
   12月1日解放军举行进城式的同时,范众渠、蔡鹤年、廖开孝等人组织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有工商团体和各界人士100多人,负责新的市政机构运行前的秩序维护。到了第三天,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成立,民间性质的临时治安委员会,使命结束。
   同时结束使命的,还有以范众渠为首的重庆市参议会。当天,这个1946年1月在抗战胜利、党派合作、和平建国的热烈气氛中面世的“民主象征”,发表公开宣言,自动宣告解散。
   七天之后,在“陪都”重庆度过八年抗战岁月,在此达到一生声望的巅峰,而最后又想一炸了之的蒋介石,乘坐专机自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永远离开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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