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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记·重庆:殊途异归渝城商
2016-09-01 13:42 作者:谭洪安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50年1月,刚刚度过五十寿辰的重庆商业银行董事长潘昌猷,携眷自香港抵达北京,受到新成立的共和国党政官员礼遇。大约一个月前,他的长兄、国府西南行政公署副长官潘文华,与川军同袍刘文辉、邓锡侯三人在四川联名通电起义,宣布服从北京中央政府领导。
   潘昌猷在京买了一栋房子,又从香港调来外汇数十万美元,打算尽快恢复内战期间陷于停滞的重庆银行渝、蓉、沪、津、汉各大商埠重点分行的业务。
   但事情显然不像他预想中那么顺利。
   “决不做白华”
   除了全面控制私营资本的重庆商业银行外,潘昌猷还执掌官办的四川省银行长达八年(1940~1948年),他的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专营重要战略物资猪鬃的出口,与古耕虞的四川畜产公司、康心如的宝丰进出口贸易公司、刘航琛的和源实业公司,一度并称重庆“四大公司”。
   鼎盛时期,潘昌猷经营和投资的企业共125家,即使国共内战的大动荡,1949年时仍有72家留下来,总投资额达275万银元上下。
   早在1934年,潘昌猷就接连当选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市商会主席,当时的重庆市长,就是“西南王”刘湘麾下干将潘文华。可以说,没有兄长一路荫蔽,纨绔子弟出身的潘昌猷,绝不可能在重庆金融工商界呼风唤雨。
   抗战期间,通过兄长介绍,潘昌猷与国府“财神爷”孔祥熙结识,彼此意气十分相投。孔任行政院长时,他进出孔府都无须通报,径直登堂入室。在孔财神照应下,经蒋介石本人首肯,他还与杜月笙、戴笠两位大佬合办“港记公司”,以“解决敌后抗战经费”为由,合伙向沦陷区贩卖鸦片牟利。
   抗战胜利后,他花大价钱摆平了一向对孔祥熙及潘氏兄弟不满的川籍国民党元老张群(战时四川省主席,时任行政院长),争得了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名头。
   但如此让同行们既羡且妒的过硬后台,到了国共内战攻守形势大逆转,商界中人要定去留时,却成了他最尴尬的政治包袱。
   1948年下半年,潘昌猷让大儿子及儿媳(抗战时声望很高的四川建设厅长何北衡之女)赴美留学,后转巴西落户,先带走一大笔美元等外币,随后他的正妻也去了巴西。接着,他加紧抽调资金汇到香港,包括崇德贸易公司的30多万美元和240多万港元,还有重庆银行的沪、宁、穗、蓉等地分行购进的7500多两黄金和100多万港元(此笔港元因被高级职员察觉而截回),以及该行历年积累的170余万美元。
   1949年初秋,潘昌猷与第二位妻子及次子飞往香港,意在暂作观望,伺机返回,故他曾对人表示“决不做白华”。
   “把红老虎交给了新中国”
   与去留两彷徨的潘昌猷相比,人称“猪鬃大王”的四川畜产公司老板古耕虞,态度就坚决多了。
   因猪鬃做成的刷子柔韧有弹性,是飞机、军舰、卡车等军工制造业中极常用的油漆用具,也是清洗枪炮的必备之物。故抗战爆发后,移驻重庆的国民政府军需部门要求,以占重庆猪鬃出口市场7成的“古青记”商号为主体,整合其他三家同业企业,合组四川畜产公司。由“古青记”东家古耕虞总负责。
   二战期间,美国也将猪鬃列为A类战略物资,要靠中国供应。美苏英诸国与中国实行“易货偿债”贸易,用猪鬃、桐油等十三种重要物资换取战争贷款和外援。自1939年至1945年8月,中国猪鬃出口获取外汇约7000万美元(1941年发行的修筑滇缅公路金公债,也就1000万美元),7成以上由四川畜产公司供应,古耕虞为抗战所做贡献,可见一斑。
   到1948年底,四川畜产公司账面结余900万美元,2700万美元银行资金往来,又有厂房、汽车、办公楼等固定资产及大批猪鬃与畜产品,古耕虞个人资产也达上百万美元,乃是重庆及整个西南少见的百万富翁。
   国内政局动荡,有人劝他到纽约去当寓公,优哉游哉过下半辈子,他答道:“远适异国,昔人所悲。我为什么放着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作,却去寄人篱下,看外国人的眼色?”
   潘昌猷动辄跟国府大员称兄道弟,古耕虞政治上却是中间派,国共双方高层都打过交道,极力保持“不偏不倚”。但到了两方决战关头,审时度势,他还是投向了优势日益明显的共产党一方。内战后期,他把四川畜产公司总经理办事处撤到香港,大做中共控制下的东北及山东解放区猪鬃南下出口的生意,且均是“先付钱、后来货”,给急需外汇换汇紧缺物资的新生政权帮了大忙。
   1949年10月初,古耕虞从香港抵京,“老朋友”周恩来亲自在中南海家中接待,开门见山邀他加盟中国猪鬃公司,争取扩大出口换汇。据说,古当即表态:“我想把四川畜产公司全部交给国家。”果然,1950年初这两家公司合并,因四川畜产公司以“红老虎”为商标,故后来人称古耕虞“把红老虎交给了新中国”。
   1950年6月中旬,古耕虞受周恩来委托,取道香港赴美推销猪鬃,并以易货方式,购回重型卡车轮胎、五金、橡胶等国内急需的战略物资。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兵戎相见,他却在敌国后方大做生意。那一年,中国猪鬃出口10万箱,货值8000万美元,超过了1948年出口8万箱的最高纪录。
   1950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冻结中国内地在美资金,因有“特别嫌疑”而受到“特别冻结”的古耕虞及其公司名下在美国各银行资金约700多万美元,占全部冻结资金一成,这其中90%其实是国家财产。此时,古家大小都住在香港,他本人此前来往内地的行踪也十分保密,美方调查多时得不到他“涉共”的足够证据,只好解冻这一大笔钱。
   抉择关头各自飞
   潘昌猷、古耕虞奔波渝、港、京之际,曾是“四川王”刘湘财政智囊、时任国民政府(当年4月南京失守前被迫南迁广州)经济部长的刘航琛,也在广州、重庆、香港之间穿梭。
   11月6日,他自重庆飞到香港。临行前,他请川籍同乡大员刘文辉、潘文华、熊克武三人吃饭,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对付共产党”。但他前脚刚走,这三位“识时务者”就宣告起义了。
   刘航琛在港短短一个多月,还代表国府资源委员会打了场财产官司。事关“两航事变”(迁往香港的中国航空与中央航空两公司员工驾机北返)刚刚发生,资源委员会设于香港的国外贸易事务所部分员工亦决意“回归”内地,他们手里掌握了价值800多万美元的物资。资源委员会方面告上港英政府法庭,法庭因大陆政局急变,中共方面又提出上诉,迟迟未能正式宣判。
   12月16日,俞鸿钧(时任国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曾主持将中央银行金库黄金92万两及8000万元美钞抢运台湾)持蒋介石手谕自台来港,,要他及同在香港的卢作孚一起赴台,“商量应用美援的办法”。卢作孚以自有苦衷为由,不肯离开香港(半年后他离港赴京)。刘航琛没有“苦衷”,不久又听说身在台湾的顶头上司、“行政院长”阎锡山,指责他“叛国贪污、应该撤职查办”,只好撂下未完的官司,于1950年1月3日飞到台湾。
   岂料他抵台之后,即陷入“贪污案”官司,前后打了两年零八个月,又因牵涉卢作孚民生公司的“投共”案,搞得焦头烂额。最后经何应钦、张群出面向蒋介石说情,得以保释,眼见在台难以立足,只得重返香港。
   此时,他名下的重庆“四大公司”之一和源实业早已物是人非,留在内地的庞大资产均为新政权接收,香港分公司的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财产及股权、公债,也因群龙无首,分的分,散的散。这位大半生游走四川与国内公私两界,每每以财技自负的显赫官商,晚年落寞,最终客死香港。
   抗战前刘湘治川时,刘航琛因看不惯潘昌猷依仗兄势发横财的做派,曾趁金融风潮之机,让潘执掌的重庆商业银行大吃苦头,史称“潘刘斗法”。如今时过境迁,刘航琛在港台连吃官司,潘昌猷在北京日子也越来越难熬。
   他日益感到,在新政权管理下,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很难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不明,自己毕竟是有“政治前科”的人,不免满怀疑虑,于是他动了远走之心。
   1950年冬,潘昌猷以需到香港处理外汇为由,携家眷离京经上海赴港。1953年,刘航琛黯然离台返港前后,潘又远走南美,与先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落脚的正妻及长子汇合。这位曾信誓旦旦“决不当白华”的商人和银行家,此后二十多年,他在里约开过咖啡馆,当过贸易商,均不得意,又思归不得,最后郁郁而终。
   国共政权易手时,重庆“四大公司”掌门人中,只有宝丰公司的康心如一人留在重庆。像潘昌猷一样,他对继续经营的前景信心不足,心想还不如留一笔钱养老,1950年4月宣告其名下最核心的企业——美丰银行停业。后来他被划为右派,病逝于文革期间。
   众所周知,曾婉拒赴台并组织指挥民生旗下轮船全数北上的卢作孚,一度雄心勃勃要在新时代大展拳脚,却突然于1952年初在重庆饮药自尽,死因至今众说纷纭。而为立足未稳的中共新政权竭尽才智与心力的古耕虞,则一直活到21世纪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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