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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理与大义
2017-08-03 07:13 作者:羽戈 来源:中国经营网

   “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是我的老友石地先生的名言。我于十年前读到,如闻狮子吼,有振聋发聩之感,此后常常援引,用以自省。就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初衷,针对的应是知识人,玄理与大义,近乎是知识人的专利。然而现实之中,知识人惯于以大义责人,只是一面,另一面,知识人常被人以大义相责,这么说来,则有些报应的意思。而且需要注意,这两句话,貌似并列结构,谈的是两码事,实则内在不无关系:喜欢用玄理明世,往往善于以大义责人,玄理与大义,如果搭上了“正义的火气”这条线,则成近亲。
   有待分说的是:何谓玄理,何谓大义?
   这里的玄理,可以解释为玄妙、玄虚的道理,与常理、正理相对。不过我更愿意视之为一种修辞,它的意思,就是理论,勿论玄与不玄。所谓慎用玄理明世,旨在讽刺知识人身上那种“致命的自负”:当他们掌握了一种理论,譬如这个论,那个性,这个哲学,那个主义,自以为真理在手,天下我有,吾侪不出,奈苍生何,现实之所以如此黯淡,世道之所以如此沉沦,国家之所以如此衰弱,人民之所以如此困苦,正因我的主张不得其道而行,正因我的思想毫无用武之地。对理念的价值与力量的过度迷信,如果与经世致用之心擦出火花,容易滋生一种救世主心理,使知识人做起了哲人王、帝王师的迷梦;更进一步,一旦他们执掌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便以天地为白纸,众生为颜料,依照心中的理论,描摹理想世界的形状。他们所许诺的理想世界,明明是天堂,所锻造的现实世界,却接近地狱。用玄理明世,最坏的结果莫过于此。
   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纵观古今中西,知识人主宰国家、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情形并不常见,譬如在中国古代,寻觅用玄理明世的案例,大概只有王莽,洪秀全勉强是一例;更多的情形则是知识人供政治驱使,哲学家为政治背书。然而,我们讨论的重心,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即知识人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化解玄理的诱惑,以及用玄理明世的欲望。对此,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一书结论更痛切的提醒:“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说白了,无论什么玄理,都是为人服务,而非相反,让人为玄理服务。
   知识人怀有家国天下之思,试图用所信守的观念影响现实、改造现实,此之谓“士大夫情结”。这自然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在此情结的支配之下,观念的意义不免被狭隘化,似乎必须经世致用,必须兼济天下,观念才能焕发光芒。事实上,观念,或者说知识、思想的存在,只要独立,只要自由,本身便是一种意义,不论是否与现实发生关系。基于此,可知用玄理明世的内在断裂,因为玄理的意义,未必在于明世,未必要表现为明世。如果能明白这一点,那么慎用玄理明世,则多出一重警示。
   再说不以大义责人。大义与玄理,遥相呼应。前者代表道德的制高点,后者代表知识的制高点。当知识道德化(知识通往真理,真理通往正义,正义通往道德),用玄理明世与以大义责人,便成了一个人的两只手。一只手真理在握,一只手正义在握,神挡杀神,魔挡杀魔。
   与用玄理明世相比,古往今来,以大义责人的案例简直不胜枚举。而且,就效果而言,前者大都失败,后者往往成功。不知有多少人,折于大义的刀锋之下,甚至献出了生命,甚至死后都不得安宁。
   远一点的案例,如海瑞幼女之死。据周亮工《书影》:“相传海忠介(忠介是海瑞的谥号)有五岁女,方啖饵。忠介问饵从谁与。女答曰:僮某。忠介怒曰:女子岂容漫受僮饵?非吾女也,能即饿死,方称吾女。女即涕泣不饮啖。家人百计进食,卒拒之,七日而死。异哉,非忠介不生此女!”这即是以大义责人的典型案例。像海瑞这种人,自恃大义在手,为人为官,都无比严苛,甚至称得上刻薄寡恩、无情无义,偏偏他还被后世奉为偶像,捧上高位,可见大义如何惑人眼目,大义的牌匾,能遮蔽多少罪恶。
   近一点的案例,则如前不久去世的杨绛先生。针对杨绛及其夫钱钟书的批评,有一点十分吊诡:不是批评他们做过什么,而是批评他们没有做什么。这恰恰是以大义责人最擅长的刀法,其代表性话语即“你为什么不救人”“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忏悔”,以及海瑞怒斥其女“你为什么不饿死”。腾腾杀气,扑面而来。
   我无意贬斥大义的作用。大义当然要提倡,要讲求,道德的世界,大义有如苍穹,倘若无其支撑,道德必将坍塌。只是,大义如此高耸,怎么落实,遂成问题。我以为大义的力量之发生,更多源自感召,而非责难。如《神雕侠侣》第二十二章,郭靖重伤,黄蓉临产,强敌来袭,生死存亡系乎一线,郭靖那一句“国事为重”,使此前徘徊不定的杨过心胸豁然开朗,人生境界从Web1.0升级到2.0,然而这纯粹是感召的效果,代表了大义的郭靖、黄蓉并未去质问杨过“你为什么不为国为民”。不妨说,唯有以感召为手段,大义的力量才能最大化。
   使用大义作为批判的武器,所体现的种种问题,皆可归结到道德身上。我们都知道,第一,道德的要义在于自治,它首先反求诸己,然后才施于他人,至于他人是否愿意接受道德的约束,不可强求,道德教化与强力无缘;第二,我曾屡屡强调,道德批判的要义,不在抬高人性的上限,而在维护人性的下限,换言之,道德批判只是力求一个人不要沦为罪犯、奴隶或禽兽,而不是力求一个人成为圣贤、英雄或斗士,倘把上限降格为下限,譬如以陈寅恪责备钱钟书,以林昭责备杨绛,道德批判便可杀人。以大义责人的局限和毒害,端在于此。
   哪些人喜欢以大义责人呢?除了道德家和正义之士,其实还有一种人,他们非但不曾怀揣大义,反而处于大义的对立面,对他们而言,以大义责人,只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怯懦与鄙陋,这充分呈现了人性的卑劣。相形之下,用玄理明世,呈现的只是人性的谵妄。
   作者为法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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