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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乡愁
2017-05-10 13:25 来源:中国经营网

英国思想大师以赛亚·伯林大名鼎鼎,正是他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厘清了我们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然而,对于自由之洞悉,很可能也建立在对集权之明察。长久以来,出生于俄罗斯的伯林对于俄罗斯知识阶层念兹在兹,一直对于前苏联报以高度关注。
  伯林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兴趣或者权威,首先来自他的身份。他出生于俄国里加的犹太人家庭,11岁时随父母前往英国,犹太人、俄裔、英国教育的背景使得他对俄国分外关注,加之他作为外交官、学者或者隐秘情报人员的经历,也使得他获得当时一般人难以获得的途径深入苏俄文化阶层:从1945年开始,伯林曾先后三次到达当时的苏联,访问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苏联作家。这些经历对伯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曾谈道,“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1945年,伯林36岁,阿赫玛托娃56岁,两人第一次在列宁格勒见面。20岁的差距,一个是年轻的外交官与学者,情路坎坷而青涩,一位则是具有悲剧女王气质般的“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经历迫害与背叛之余,寂寞得“只有镜子梦见镜子”。在苏联当局看来,伯林无疑是居心叵测的英国间谍,而阿赫玛托娃早被贬损为“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这一夜长谈的结果被斯大林定性为“我们的修女勾搭上了英国间谍”。
  这场在无边黑暗中的交谈被认为改变了世界,至少阿赫玛托娃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根据伯林回忆,她日后拜访伦敦时,曾在牛津亲自对伯林表示那一天的约会激怒了斯大林,而她认定正是这位红色沙皇的一席雷霆大怒促成了冷战的产生——这种将宏大历史定格于个体人物的观念,正是构成了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历史哲学核心。
  今人常常附会阿赫玛托娃和伯林的交往,徒增浪漫谈资之余,未曾完全意识到这不仅是伯林混乱私生活中一段邂逅,更是对于他的政治哲学观念影响甚深,正如《伯林传》中所言“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
  然而,除了心之所向的阿赫玛托娃之外,伯林着墨最多的当属帕斯捷尔纳克,后者的立场无疑更能代表“苏联的心灵”或者俄罗斯知识阶层。知识分子一词,在俄国往往被称之为知识阶层,这一词语不仅代表着文化程度,更意味着良知与反抗,标志着政治参与、公共介入、承担苦难的立场,18世纪俄国最早知识阶层的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所谓“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俄罗斯知识阶层对国家存在敏感甚至耻感,不过伯林敏锐地观察到现代俄国文化最引入注目特征之一就是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甚至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所有的创作都围绕“俄国”这一主题展开。即使在伯林多次拜访中,没有一位作家提过“苏联”这个词语,他们永远在谈论俄国。以历经多次社会变革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来说,“对于俄国的现状,他无话可说”, “苏联”一词不过是一种政体,而他对于俄罗斯文化的表述却颇具代表,他深爱着俄国,心甘情愿包容着除了斯大林暴政之外的所有缺点,他对“斯拉夫传统”近乎痴迷的渴望也被看做“扎根于俄国土地上的真正的俄国作家应该具有的情怀”。
  事实上,苏联对不少作家的介绍往往就停留在1928年左右,历史钟摆从此停滞。一位作家对伯林做了一个形象比喻,“我们就像庞培人,说到一半就被灰烬所淹没”。帕斯捷尔纳克不顾妻子与伯林的担忧,仍旧计划在国外出版《日瓦戈医生》,而这意味着直接与当局对抗,对家人的清洗与流放也不言而喻。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因这部作品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尽管他迫于压力拒绝领奖,也仍旧被苏联当局指斥为叛徒,甚至面临驱逐出境。诗人唯有对元首悲叹“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我将来对苏联文学可能还有用处”。然而,过了两年,他就抑郁而死。
因其写作,帕斯捷尔纳克享有了高尔基之后俄国作家在外享有的最高荣誉,他近乎精神错乱的诗人表现也使得他免于大清洗,他并没有和很多天才同辈那样选择流亡,而始终选择呆在俄国,直到1945年伯林拜访他时,他仍旧表示对俄国的伟大复兴抱有期待。
  所谓苏俄文化或者苏联的心灵,究其最有价值部分,仍旧是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坚守。伯林被阿赫玛托娃认为是两种俄国文化之间的使者—— 一种流亡在外,一种流亡在内——革命将其一分为二。流亡,始终是俄罗斯文化中重要一环,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选择留在国内,也是流亡的一种,自动放逐为“俄罗斯大地上的漂泊者”。
  在夜谈中,阿赫玛托娃曾经对伯林引用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说法,“一切诗和艺术,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这正如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在经典之作《乡愁》中所表述的:“乡愁,按俄语解释,是一种绝症。我在影片里力求表现典型的俄罗斯特点,即陀斯妥耶夫斯基精神。” 苏联最伟大创作,都是对俄罗斯精神的怀乡病,政治挟制只是过眼云烟,而众多宣传作品更是湮灭不可考据,看似脆弱的文化传统如同落地的种子,柔软而坚韧地流转于这些伯林所谓不死的俄罗斯知识阶层,就像亲历苏联解体一幕的美联社前记者刘香成所见:人们在红场上最终吟唱起来的,是普希金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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