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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禹贡》半月刊到《边政公论》
2017-04-15 09:41 作者:马大正 来源:中国经营网

“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目标”

1937年7月16日,《禹贡》出版了第7卷第10期,因“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以北平为基地的禹贡学会被迫中断运作,它也不得不停刊。《禹贡》半月刊虽仅存在三年多,但它共出7卷82期,载文708篇,既反映了学会同人的学术思想与实践,更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边疆研究高潮期的研究盛况。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辗转迁往陪都重庆,1941年,西迁成都的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大学(均为教会大学)共同组建了中国边疆研究学会,并于1942年在重庆发行《边政公论》月刊。该杂志接续《禹贡》半月刊的薪火,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事业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刊物。

直到1948年停刊,《边政公论》先后出版7卷,刊发了一大批有关边疆研究的出色成果。它设有专著、译述、书评、边地通讯、边政资料等栏目,内容涉及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史地等问题,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有了深入的探讨。

《边政公论》创刊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头,身处大后方四川的编者们,为什么要创办这一刊物呢?该刊发刊词中有明确的解释:

“因为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已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病症未认清,当然无法下药。基于这种原故,所以现在有关边疆的一切建设,都尚未能如我们理想中所预期的急速地进展。无论政府机关学术团体以及热心边事的人士,都已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而展开其研究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恰如韩信将兵似的:多多益善。不过,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策相配合。”

这段文字,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中国边疆研究功能与任务的主流认识,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重读,其基本主张亦无过时之感。只不过不同的时代,“学理”和“国策”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而已。

这里再交代一下抗战胜利后禹贡学会的情况:1946年3月10日,禹贡学会召开第一次复员会议,不久内战爆发后,因通货膨胀、经费拮据等原因,学会工作再陷停顿,《禹贡》半月刊亦未能如愿复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新的时代、新的形势,据《顾颉刚年谱》所载,1953年9月,“禹贡学会与中央民族学院立契约,将旧存图书、杂志、报章等借与彼”,学会也就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中国边疆经略史》《热点问题冷思考——中国边疆研究十讲》《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等学术专著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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