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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 新战场
2020-07-11 09:37 作者:任泽平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任泽平

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都市圈为城市群建设的突破口,以同城化为都市圈发展方向,这是我国第一份以都市圈为主题的中央文件。

从城市和都市圈来看,未来中国有望形成10个以上人口1000万级和12个以上人口2000万级的大都市。未来向19个城市群集聚的人口及其内部流动的人口,将主要集聚到人口1000万级以上的大都市圈。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体。这些地区的轨道交通、管网、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突出,伴随人口持续流入,问题将进一步突出。

如何治好“大城市病”?

从都市圈来看,根据经济产业实力以及圈内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作用,可将中国大约24个人口千万级大都市圈分为发达型、崛起型、起步型三类。长三角的上海及珠三角的深莞惠、广佛肇等发达都市圈整体经济水平领先,中心城市与部分周边城市差距持续明显缩小,北京、天津、成都等崛起型都市圈,南昌及东北的哈尔滨、长吉等起步型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带动仍不足,区域基础设施处于快速建设期,一体化建设仍需加强。

从城市群来看,可划分为雏形发育期、趋于成熟期、成熟发展期四个阶段,它们经历了从单级城市、都市圈到城市群的演变。从国际公认的城市群标准来说,中国暂时没有城市群达到成熟发展期水平,只有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趋于成熟,其余城市群处于快速发育期和雏形发育期,中心城市尚处于集聚阶段,对周边中小城市带动作用不强,城市间的内在联系较弱,区域基础设施还不完善。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防治“大城市病”的关键,是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由于政府低估人口增长趋势,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往往会出现“大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交通拥堵、居住面积受限、水电供给能力不足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在当下城市群建设加速的政策导向下,为了防治“大城市病”,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对人口流入的大城市即都市圈和城市群,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

要大力增加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提高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将北京、上海等当前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放射形轨道交通体系,改变为环状“井”字形,构建新城之间、新城与重要交通枢纽的快速交通体系。近年来,我国逐步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以增强都市圈基础设施连接性、贯通性为重点,加快构建都市圈公路和轨道交通网,提出打造1小时通勤圈。

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构筑“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对人口流出地区则要区别对待,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综合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由于生育率长期低迷,我国人口将在“十四五”时期(2021年—2025年)见顶。2019年全国人口首次超过14亿,但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至1456万,总和生育率降至约1.5。考虑到“全面二孩”的生育堆积效应仍存在,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未来出生人口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2030年将降到不足1100万。到2050年,我国人口有可能比2022年减少9%,此后人口减少速度会明显变快。

当前我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这种现象将越来越多,主要出现在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随着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因此,如果再人口流出地区进行大规模新基建,无疑会造成严重浪费。

大洋彼岸的救市案例

受疫情冲击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2020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亟须减税降费、加码新基建。财政支出扩大的钱从哪里来?我们不妨先看看来自美国的案例。

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的两次大规模减税、增加军事开始和研发支出,直接推动了1983年开始的美国经济复苏,直到里根任期结束,美国GDP增速始终维持在3.5%以上;失业率下降,至1989年末始终维持在6%以下。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政时期出现新经济繁荣,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1983年的-5.9%持续缩窄至里根卸任时的-2.8%,1988年—2001年甚至出现了财政盈余。

1981年8月,里根政府通过《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主要内容有:第一,个人所得税全面实行分期减税,1981年10月税率降低5%,1982年和1983年7月两次削减10%,并从1985年起实施个人所得税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第二,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17%挡下调至15%,20%挡下调至18%;第三,进一步为企业减负,将固定资产分为四类,分别缩短折旧期至3年、5年、10年和15年,并允许以超过原始成本的“重置成本”来计提折旧;第四,资本利得税的最低税率由28%降至20%;第五,提高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免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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