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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九死一生的创业者
2018-12-15 09:14 作者:于东辉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谈道: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他告诉日本客人,中国决心打开国门,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就在邓小平向日本客人阐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个仲夏,同在北京的一名科技研究者也正在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4个月后,“憋得不行”“想改变生活状态,试试自己有多大本事”的他,决定扔掉铁饭碗,自己办公司。

这个人就是柳传志,而他创办的那家公司,就是今天的联想。

创业艰难

在接受一家人物杂志的采访时,柳传志说自己没看过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但1984年对于柳传志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柳传志是这样概括的:“被阶级斗争搞得心惊胆战,被无所事事的生活搞得麻木不仁。”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柳传志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6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票证供给的时代。柳传志这一年40岁,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屋顶铺着石棉瓦的“自行车棚”里,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一项叫作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早在1980年的时候,柳传志已经接触到国外同类研究的优秀成果,这让柳传志异常苦闷,后来他总结说,他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10月17日,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从这一天开始,柳传志把自己投放到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人生轨道当中。

在他40岁之前,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整个国家都非常穷困,也没有办法让个人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让他很痛苦。40岁以后,他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选择了创业,也知道会很艰难。曾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柳传志,不得不放低身段去和基层工商管理人员打交道,为了一张审批报表,他得接受一个年轻办事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斥责。

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丝毫没有回头的打算。那一年的冬天,人们经常能看见柳传志在公司门口从一辆三轮车上卸货,柳传志后来回忆时说,除了蔬菜,那时候公司几乎什么都卖过。创业时的生存危机让“贸工技”这个基因牢牢嵌入联想的骨髓里。

2014年深秋的一天,在靠近住所的一家酒店的会客室里,柳传志向记者回顾了30年前创业的难处:“8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第一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对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大的考验就是能辨别政策红线,尽量踩在红线里头。对红线的把握是高明的,也是高风险的:完全在红线里走,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而走出红线,风险就无法估量。

“那个时候,政策的解释经常是掌握在执行人员的手里头。”

那个时候,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电脑品牌,对电脑进口额度和关税实施控制。这样一来,能搞到进口批文就成了中关村电脑公司的生存之道。联想自然也是争抢批文的一员,但柳传志为公司设定的底线是“法律手续必须完备”“必要的时候要割让掉一些利益”。

大浪淘沙

1988年,柳传志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因为他发现从香港直接进口电脑要比内地便宜得多。借助各种关系,香港联想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当时AST在电脑业并不是一个强势品牌,这就让联想在谈判时掌握了许多主动权。由于联想在内地强大的销售力量,AST在内地市场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康柏。

“其实当时许多企业都在香港有派驻机构,做国外品牌代理,一些企业的实力比我们只强不弱,为什么他们最后做得没我们好?”柳传志说,“是因为我亲自在香港把关,避免了其他公司的员工与外国企业串通蒙骗内地公司情况的发生。”

在联想AST代理做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柳传志已经开始想做自主品牌电脑。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国产品牌对于国际品牌毫无抵抗能力,根据凌志军《联想风云》一书提供的数据,1994年,中国电脑市场上国际品牌所占份额高达40%,而且AST也不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另起炉灶。然而,这一年柳传志硬是克服上述阻力,让时年30岁的杨元庆担起重担,组建微机事业部,销售联想电脑。

不久,国家放开国外电脑进口审批政策,一大批靠代理电脑为生的中关村商家关门倒闭,而已经先行拥有自主品牌的联想却站稳了脚跟。这一经历让柳传志总结出“提前动手拐大弯”的经营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后来各个发展时期。“机会的存在就是要在你做好眼前业务的时候,提前开始进行环境的研究,然后提前动手,拐大弯。等到你企业、行业里边出现问题了,再改就来不及了。”

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成为中国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但4次得到邓小平的接见,还上了电影、写入课本。

那是一个对市场和现代企业管理尚且懵懂无知的时代,那是一个仅凭胆量和一点点改变冲动就能成就豪杰的时代,那是一个从国家到个人都在如饥似渴地寻求出路,但又对出路充满怀疑和畏惧的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马胜利这样的企业家被国家意志捧上神坛,又被市场力量迅速淘汰。

现在回忆起那个草创的年代,柳传志认为,能够站住脚跟,最后一路走下来的,都是那些讲信誉、重承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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