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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浆供应链:吸毒者献浆与“神药”缺口
2019-04-04 15:27 作者:秦宇杰 孟庆伟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秦宇杰 孟庆伟 武威 北京报道

原本两三百元的“营养费”(或称“误工费”),旨在鼓励人们自愿献出血浆,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却变成了一条涉及未成年人、吸毒者的怪异利益链条。而另一边,“神药”一般的血浆制品,始终因血浆缺乏而自产不足,进口依赖度很大。

2019年春节前,一场事关单采血浆、血浆制品的热议突起。《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采访了某地血浆站原站长、血液研究人员、犯罪人员等,试图透过具体案例和政策变化,还原血浆站的前世今生。

与献血不同,单采血浆站只会取走血液中的血浆部分,剩余的血小板、红细胞则输回人体。但相比于献血,公众对献浆的认识仍有较大距离,一如其所需与所献之间巨大的缺口。

长期以来,以献浆背后的两三百元为焦点,各方争议颇大:被判刑的血浆站人员抱怨司法机关不懂相关政策;血友病患者、公益组织负责人抱怨“以钱促献”的政策并未换来正向的结果;而生产血浆制品的企业、市场中,依然等不来亟须增量的血浆。

记者也注意到,在经济发达地区,未成年人、吸毒者参与献浆的问题,正在被先进的识别设备、技术大幅度杜绝,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上述争论,只因献浆的巨大缺口仍在。而进口方面,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对相关条款做了大幅修正,但仍未触及到实行了30年之久、为了预防疾病传播的血液制品进口禁令。

“神药”原料缺口巨大

北京,2017年除夕前一天,2岁的小春光吃东西时剐破了口腔上皮。在医院,由于一时无法办理住院手续,她只能侧躺在父母怀里,以防止不断流出的血液进入肺部。但含不住的血液从嘴角流出,每5分钟就要擦拭一次。那一晚,小春光用掉了两卷卫生纸。

小春光所患的是血管性血友病。1岁时,她精神萎靡,脸色发黄,腿脚无力。检查后发现,她的血红蛋白只有56g/L,比正常值低了一半多,可能有生命危险。直到医院给她输血后,她才得以恢复。

小春光2岁这次进医院,北京的一名病友送来一些血管性血友病因子(以下简称“VWF”),只打了1针,小春光立刻就止血了。血友病是一种罕见病,即使出现很小的创口,甚至只是一个深蹲导致的毛细血管破裂,血液也无法凝固,伤口极难愈合,小春光所患的血管性血友病尤为严重。

VWF是一种澳大利亚企业所生产的药物。根据1986年《禁止Ⅷ因子制剂等血液制品进口的通知》,VWF不得进口,境内患者只能通过代购从境外购药。按照汇率不同,一支VWF价格在800~1000元。小春光今年4岁,截至目前用了20支VWF。

另一名成年女性患者于丽萍(化名)告诉记者,因为无法负担高额费用,她每天只使用2支VWF来做预防性治疗,远低于每天6支的正常用量。

被血友圈称为“神药”的VWF,正是从人体血浆中提炼而来,但2018年5月北京食药监局在回复北京人大代表班春燕时提到,目前用于血管性血友病治疗的,只有美国FDA于2015年批准的重组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尚未批准进口,国内企业生产的药品正在研究中,尚未提交上市申请。

2006年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进口人体血液制品,应当……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今年3月2日,国务院对这一条款进行了大幅修正,但涉及到进口人体血液制品的,仍然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取得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后,方可入关。“看来局势仍然不明朗。”于丽萍说。

血浆制品缺乏的背后,则是我国血浆这一“源头”缺口极为巨大的现实。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当年全国共申请签发约4000万人血白蛋白(按10g/瓶折算),国产与进口比例分别约为43%和57%。

而根据伊朗输血高等教育研究所(High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Transfusion)2016年的一份报告,生产50万公斤白蛋白,需要超过2000万升的原料血浆。以此计算,如果中国要实现白蛋白的自给自足,2017年的采浆量需要达到1600万升。

尽管目前中国单采血浆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根据原卫计委的数据,2013年中国采浆量尚不到5000吨,合计约500万升,离自身需求距离极大。

同时,一人份血浆所含的抗体十分稀少,以提炼血浆中富含的IgG抗体、能在特定条件下增强人体免疫力的静丙(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pH4)为例,《中国药典》2015年版要求,生产人静丙所需的原料血浆,每批应由1000名以上供血浆者的血浆混合而成。

因此,相关制度也鼓励献浆员固定献血浆。根据《中国药典》2015年版,在采浆之前,血浆站需要对献浆员的血型、血红蛋白含量等9项指标进行检测,需要耗费一定时间。但对于半年内供浆2次及2次以上的固定供血浆者,则可以在采浆后留样检查,年龄限制也可以放宽到60周岁。

与无偿献血一年最多2次的频率不同,供血浆的频率可达一年24次。但饶是如此,仍缺口巨大,我国目前采取“有偿”献浆的制度,即采浆完成后,献浆员会得到一笔200~300元的营养费。

但两三百元的营养费,在欠发达地区,却被当作一种收入,并异化为奇特的利益链条。

《等深线》记者掌握的判决书显示,2014年1月,17岁的张万文(化名)欺骗被害人周卓浩(化名)去做免费体检。周卓浩信以为真,到了武南血浆站后才知道是卖血。尽管周卓浩自己并不愿意,但张万文威胁要打他,被逼无奈就献了血浆。周卓浩称,从2014年1月至4月,他总共在武南血浆站献了12次血浆,远远超出了14天献一次的法定频率。

每次献完血浆后,工作人员会给一张票据。凭此票据,周卓浩能领取约200元营养费,但票据每次都被张万文收走,周卓浩只从张万文处获得过一次50元的车费。

两三百元的营养费,以及“介绍”人来献血浆的奖励金,确实是相关事件的“利益促动”因素。曾在血液制品单位工作、离职后从事独立研究的杜向军认为,补助献浆者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全球85%以上的血浆来自于“有偿”献浆者,但补助金额过高则可能会催生一些“血头”“血牛”等不愿看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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