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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债市沉浮:“合规”紧箍咒下的雷后余生
2018-07-24 19:28 作者:顾湘 孟庆伟 来源:中国经营网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顾湘 孟庆伟 上海 邵阳 北京报道

2018年夏日的北京,天气闷热,蜻蜓低飞,一场雷阵雨即刻就要到来。

闷热的天气,似乎并不影响酒店包间里的离愁别绪。在北京金融街一间非常体面的餐厅里,一场“告别宴”正在进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

送别宴的主角,是中部某地级市农商行派驻北京的“资管部”负责人许一冉(化名)。过去的几年中,许一冉有大量的“同行”一样也被各个经济欠发达城市的农商行派往北京,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都是各种债券的积极买单者。

那是金融市场钱多、流动性丰沛的时代。“手中有钱”之后,所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商行,由于在本地找不到项目,于是纷纷北上京城,东进上海,南下深圳,而正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债市扩容兴盛,各种企业债券寻找买家,于是,这些农商行成为各类公司债券的“大买家”,其中不乏收益率较高的高风险债券。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2018年1月,原银监会的一纸文件,将所有异地事业部、办事处、代表处、客户中心、经营团队、从事业务活动等,全部纳入“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网点”的范围,并定义为“违法违规展业”。监管棒喝之下,这些分支机构开始撤回,而许一冉还算是“撤得比较晚的一批人”。

而《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2017年末,各地农商行在债券市场上的表现,就已经被原银监会“点了名”。那时,已有不少债务逾期事件发生,不少农商行被裹挟其中。

此时的债券市场,早已告别狂欢,各家农商行在各种债务逾期事件中,已经成为主角。而在告别农商行这一积极的大买家之后,企业以债务方式进行融资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农商行在债券市场中的“裸泳”与“撤退”,只是打开了这个庞大链条上的一个缺口而已。一切,似乎才刚刚开始。

债券“买单者”回撤

2018年1月13日,原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文),明确将“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网点,包括异地事业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等,并从事业务活动”,定义为“违法违规展业”行为。

“我算是撤得慢的,还有一些事宜需要善后。” 许一冉告诉《等深线》记者。他于2014年前后被所在的农商行派往北京开展业务。“当时的情况,就是本地的理财资金不少,有投资回报压力,但是在当地,很少有比较好的项目企业放贷、投资,所以,行里面就让我们来北京,我还有同事被派到了深圳,这些城市项目多。”

在北京的几年时间中,他所做的主要业务,就是通过和各类投资机构合作对外投资,这其中,企业各类债券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当然,我们是委托专业的投资机构做,我们行业内叫‘委外’,锁定一个回报率,确定一个周期,匹配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中,企业各类债券的比例比较高,那几年,债券市场也很火。”他说。

于是,他们这一类的农商行,成为了企业各类债券最积极的买单者。然而,差不多四年之后,农商行和债券市场的命运一起,发生了方向性的转折。

“早在2017年的时候很多农商行的异地资管部就开始回撤了。随着2016年的那波震荡,银行损失了不少,而且因为资金部门内部风控岗独立性不够,还有很多调查的案件发生,领导认为‘离行式’的管理模式的风险不易防控,最后就把资管部直接撤回到总部。但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离开当地(派驻地),导致那阵离职的同事非常多。”湖南省邵阳市某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实际上,2016年前后,一些风险就有显现。一位券商资管部负责人告诉《等深线》记者,一些谋求高收益的农商行,较为偏好固定收益类投资,这种类型的投资,一旦做起来,“规模就小不了”。

一位马鞍山某农商行工作人员透露,2016年上半年,仅溢价卖出一笔持有不足2年的票面金额3亿元的债券,所得收益就高达1.13亿元,折合年收益率37.66%。“借着这波债市行情的东风,更多的农商行看到了债券业务的丰厚回报,迫不及待地冲进了债市。”

“但是很多农商行存在交易对手授信管理不到位,风险权重计量不准确,企业债投资重外部评级结果、轻内部评级授信等问题,业务做得大,损失就更大,认识的很多农商行客户在2016年底前后都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很多农商行吃了大亏。”他说。

前述湖南省邵阳市某农商行的工作人员坦言,现实中大部分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市场部门从事资管业务的人员非常有限,但是其管理的资产规模却非常之大,往往超过几十亿元。

*除《中国经营报》署名文章外,其他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中国经营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