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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岛“战疫”与南海贸易
2020-05-23 09:24 作者:李塔娜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李塔娜

中国南部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与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接近,区内人群往来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些地区之间的联系有着怎样的历史呢?

雷州半岛与海南岛,并没有像广西和云南那样与中南半岛有陆地接壤,而且被视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我们对这些地区感到陌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贸易主要是由民间贩卒而不是由富商大贾开展的,很少有史实会关注并记录下来。所以,在中国所有的周边地区交流中,雷州半岛、海南岛与东南亚地区之间的联系鲜为人知。

17世纪末的北部湾疫情

多年来的南海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地区的各海岸之间有着长期且深层的交往。例如,在广东所有沿海地区中,雷州半岛发现了最多的越南铜鼓,在广西和海南岛也同样发现越南铜鼓,这表明雷州半岛与中南半岛乃至更大范围的东南亚地区有联系,并凸显古代北部湾周边地区历史文化具有同一性。海南和雷州的地方志也记录了这些地区的一些官方交往。地方志中士大夫的传记显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明朝统治交趾(今中南半岛一带)的20年间(1407—1428年),交趾地区大部分官员,由雷州和海南地区的官员担任。

这些事实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这些不相连的海岸线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谜。本文便试图解开这些未知的谜团:首先从这一地区十七八世纪的疫情资料分析开始,然后关注他们之间的内部贸易,以及该地区地方崇拜的普及过程。从中得出数据表明,这一地区人们的接触相当频繁。本文也尝试阐述与南中国海相关的一些史实。

在19世纪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南、雷州半岛与越南同时发生过疫情。尚不知道是什么特殊疾病导致了这些流行病,但如果我们把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会发现这些地区的疫情经常同时出现。

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但这里将集中讨论发生在1680年至1683年的一次疫情。海南和越南在同一时间共同经历了干旱和流行病。1681年,海南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干旱。在1681年农历五月至1682年农历二月,没有任何下雨的记录,大米价格高达每斗2两银子。1682年饥荒发生,并导致严重的疫情,有地方志记载当时“死尸盈路”。

有意思的是,广东的整个沿海海岸中,1682年的疫情只在一个与海南并行的地方发生,而那个地方似乎是海南疫情的根源。隔着琼州海峡的雷州半岛东北部吴川地区,在1680年有第一次疫情记录,那时该地区曾被杨彦迪带领的海盗所毁坏。史料记载过杨彦迪海盗集团以超过100艘的帆船,大约1000名士兵袭击海口的情形。他们又从澄迈、感恩、昌化地区逮捕了3000名人质,让其家人赎回。海盗集团在1680年攻击海口之前肯定在吴川地区受到了疫情的感染。1681年农历三月,清朝的军队在横渡琼州海峡击败杨彦迪海盗集团时,那些人质已经被送回他们的家中。这导致了疫情病毒在海南岛内部进一步蔓延,在1682岁的春天,被释放人质所在的大部分地区受到疫情席卷。

杨彦迪的海盗集团在1682年的农历三月被彻底击败后,他们出现在了北部湾。1682年3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记录有:

这一天我们得到消息说中国来了200多艘帆船,这使国王和法庭非常困惑,在刚发现他们时,认为他们是同盟:然而他们只做木材生意,他们想要去暹罗;但风向相反,他们被迫来到,希望能得到补给;然而他们很失望,并未取得任何补给却不得不离开,除非他们采用武力。

饥荒与瘟疫相伴

北部湾地区在当时遭受了大面积的饥荒,特别是1681年底粮食歉收,导致从次年3月开始一直到5月新水稻收获之前,没有粮食供给。饥荒非常严重,越南郑朝统治者于是请求荷兰人从爪哇运粮食来,但是直到6月还没有运输粮食的船只抵达,这段时间很多人死于饥荒。根据1682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商馆记录,杨彦迪集团又在北部湾地区潜伏了一个月。

之前提到的是中国帆船数量有206艘,他们希望去可能会获得粮食的地方,并打算在五六天后离开这些港口。这206艘帆船上很少有人拥有武器,也没有准备发动战争,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在船上,都被迫逃离祖国寻求生路,或是南下的清兵迫使他们离开的。

雷州半岛在1680年至1681年暴发了疫情,海南岛在1682年也发生了疫情,越南北部地区疫情在同一时间点上。一名中国船员1682年6月29日给在长崎的官员报告中指出:

由于该国一直被疫情所困扰,疾病和饥饿导致的死亡人数数不胜数。我们去年(1681年)购买了小黄丝,但它实际上是前年(1680年)生产的。去年以来,到处都是死与疾病和饥饿的人,以至于没有人去收获蚕丝。去年和今年没有人在生产生丝。北部湾的人们生活甚是悲惨。

这一信息填补了《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中的缺漏(未记录1681年的干旱),尽管这一信息并不能完全说明疫情是否在1681年或1682年发生在北部湾。

另一条英国的记录补全了一些信息,表明1682年3月严重饥荒发生,在大部分的村庄,超过三分之一的织工死亡,这些都是贫穷的靠养蚕为生的人。尽管这则记录表明在1682年3月有过一次大饥荒,但也没有提及疫情的任何情况。这或许进一步提示,疫情主要是由杨彦迪集团1682年3月所带来。

换句话说,疫情的到来使北部湾本来就饱受饥荒的状况雪上加霜。这使得1682年的丝绸生产中断,直到1684年仍没有恢复。一艘商船于1684年8月抵达长崎时记录写道:

自前年,在遭受严重饥荒的越南北部,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此次疫情。去年,全国各地都没有小黄丝收获。我们的船只未能拿到货物所以不能前往长崎,因此停留在这里。今年(1683—1684年)我们希望取得新收获的生丝并前往长崎,但是这里今年依然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生丝。我们只采购到了以往年份一半的生丝。

由塞缪尔男爵提供的信息:“1682年的饥荒席卷了三分之二的居民。”证实了疫情的伤亡率。从17—19世纪日本留下的史料《华夷变态》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人们指责有毒的空气影响了丝绸的收获:“北部湾遭受了大饥荒和可怕的疫情。到处都是死掉的人们,约有一半的人死亡。可能由于疫情污染环境;在过去的几年中蚕甚至是蚕赖以为生的桑树都无法生长。”

江洋大盗传播疫情

虽然越南文献记录,中国的海盗集团杨彦迪和陈上川在1679年到达越南南部的南圻,但是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所有文献都认为他们应该是后来才到达的。陈荆和指出,杨彦迪集团最有可能到达湄公河三角洲的两支集团:一个在1682年12月,另一个在1683年5月。这意味着1682年4月和1683年5月之间可能沿着南圻的海岸线徘徊了一年零几个月。这有足够长时间来传播病毒。1683年一次大的疫情发生在了南圻的首都和北部。阮朝文献记录了这罕见的现象,“许多士兵和普通百姓死亡。”

杨彦迪集团本身感染了疫情吗?答案很大可能是肯定的。根据上面所述,杨彦迪集团1682年2月被击败逃到南圻,1682年4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记录杨氏的舰队有206艘帆船。然而,当他们抵达广南(今越南中部),帆船的数量不超过50艘(越南的文献),或仅仅超过70艘。

1682年3月,杨彦迪舰队拥有206艘帆船,到几个月之后舰队到达广南和湄公河三角洲帆船数量锐减,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陈荆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引用了一则柬埔寨故事给出了解释。他们在海上遇到了台风,一些船只失事,而其他船只也散失了。这部分解释了那些失踪的帆船。但当一个舰队在台风中失去了船只数量的2/3,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疫情记录之严重,很难不怀疑一些杨彦迪的海盗部队被疫情感染,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本身就是病毒携带者。

越南人对灾难降临到杨彦迪集团有另一个故事,杨彦迪集团的灾难并不是源于疫情,而是由一些美丽的越南女人造成的。这出自于黎朝大臣武惟志的记载:

当时有超过100艘帆船从中国来到我国洪潭。朝廷命令他攻击他们。于是他想出了雇佣漂亮女人的阴谋。他把超过300名的妓女和歌女用小船送到敌人的船上。他告诉每个人都要带一条红色的手帕。当敌人在娱乐时就把手帕弄湿后滴水进他们的枪筒里。在这之后,他们乘载他们前来的小船离开。在接下来的一天,武惟志安排他的海军排成一排开始射击敌人的舰队。敌人跑向他们的枪支准备回击,但枪支全不可用。于是他们逃离了,我们的军队用这样的方式赢得了这场战役。

这300多名北越女人和中国海盗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应该是传递疫情到整个越南北部湾社会的载体。

越南北部和海南岛之间的关联性有更直接的证据,可以从18世纪这两个地区的记录中发现。“海上懒翁”黎有晫(1724—1791年)是越南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根据他本人解释,他的孩子是由于村里的医生治疗不当而死去。他是如此的伤心,于是与外界隔绝15年潜心学医,专注于天花的治疗研究。此后他声誉渐起,成为一名著名的医生。

黎有晫的儿子在1758年的3月感染了天花。与此同时,疫情蔓延在海南到的临高和雷州半岛的廉江。由于越南的北部、中部与海南和雷州半岛之间同时发生疫情的情况是惊人的频繁,这不禁使人推测,在这一年发生在以上地区的疫情也有天花。事实上,一旦把越南的情况放在这一大区域背景下进行观察,可以看到,在1756年至765年之间,在整个地区都有疫情。

“偏离航线”的定期贸易

上述关于北部湾-海南-雷州半岛之间关联的数据揭示了这片南中国海的情况。对于当地人民而言,在越南北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三个海岸之间的海上通道,用普塔克的话说,更像是“用于区域运输的乡村道路”而不是国际水域。郭士立的研究表明19世纪大规模的粮食贸易在这个地区相当频繁,但越南北部当时大大小小的贸易活动可能还要追溯到几百年前。他指出北部的越南人民:

主要的贸易存在与河南的各个商业中心:最初前往东京、广宁以及会安贸易的船只非常小;他们交换自己家乡生产的产品和出口大量粮食:船只的数量不下200艘,其中一些每年航行三次;广东邻近区域同样进行小的沿海贸易。

“广东邻近区域”在郭士立这里指的应是雷州半岛。穆黛安和安乐伯的研究表明,在西山朝时期这一区域的贸易活动滋生了中越海盗。穆黛安指出,在1805年到1809年之间,海盗们通过海康、吴川、海南的中间商得到了铁、火炮和弹药。这些地区大概在同一时间内也遭受了与越南同样的疫情。1449年有消息称,“有四个人从徐闻地区被卖到安南地区,他们最近才从海上回来”。在15世纪60年代,一艘有13个人的海南船只在前往钦州的路上被迫在大越靠岸。黎圣宗在位期间(1460—1497年),据记载,1472年有一人在南海地区偏离航线来到了大越。

真的有那么多的船只如他们声称的是“偏离航线”吗?约翰·惠特莫尔认为,他们最可能是定期进行区域内的贸易,“飘离”是借口。有趣的是,记录显示交往最为频繁的是15世纪,表明北部湾海上系统仍是非常活跃和积极的,而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在北部湾地区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雷神和石狗

雷神和石狗,是这一地区人们普遍崇拜的两个鲜明的地方神。这两个地方神似乎是相互关联的:雷州博物馆展出的许多石狗都雕刻有云和雷,都被视为当地人们的守护神以及与求雨仪式相关。雷州,字面的意思是经常打雷的行政区域,因为人们认为该地区比其他地方有更多的雷暴。因为打雷通常会带来雨水,所以他们崇拜雷神。打雷也被认为可以抑制台风。

雷州还有一间规制宏大的神庙。雷神庙也发现于海南岛的安定、澄迈、文昌和陵水地区,这些地名在文献中的反复出现揭示了其与越南的关系。毫不奇怪,在越南北部和中部的村庄,雷神也被一些人看作城隍(当地的一个神或神灵)。这些村庄的地理位置十分有趣,他们大多位于红河三角洲东部的古河道,而不是在冲积平原上的新海岸。

为什么对雷神的崇拜存在于这些地方?在15世纪之前,连接大越首都昇龙与中国海岸的主要航道是白藤江(它是当时红河的主要支流,不同于现在南定省与和平省之间的支流)。这些村庄或多或少地坐落于当时的主要交通路线上,即北部湾的贸易中心区。这些村庄的人民沿着水路便可直达大越首都昇龙。

著名的越南陶瓷生产区海阳省就位于这个交通要道的中心。一位学者比较过海阳窑和海康窑(在雷州)的陶瓷器,发现它们之间互相关联。13世纪后期到15世纪越南出土的棕色陶瓷与南海窑和海康窑出土的陶瓷具有非常相似的风格。例如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碗,其外壁是光滑的、棕色的,而内部是白色的,这样的瓷器在越南和海康也有发现。

在考察雷州半岛与越南关系时反复出现的地名中,有一个现象:他们都位于雷州半岛的东部而不是濒临北部湾的西部。前文提及流行于越南、海南和雷州半岛地区的疫情,也很少在钦廉地区发生。然而该地区位于越南和雷州半岛之间,理应受到两地的更多影响才是。这颇令人费解。

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们研究了16世纪中国商人记录的、从中国前往云屯(大越的主要港口)的海上航线。这些商人大多来自于福建。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大多是福建的大担岛。欲前往云屯,首先须一路向西航行至广州附近的港口。到这里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商人就在不远处的琼州海峡的另一边乘船南下,绕过整个海南岛,然后前往北部湾,最后到达云屯,而不是继续向西穿越琼州海峡直达云屯。这将多行驶两倍的行程,并至少花费四天。

官员邓钟编写的《安南图志》中记录,从广东到越南,与福建到越南走的是相同路线,因而只用一条路线表示。17世纪后期的《东西洋考》中同样记录了相同的路线。所有这些路线都说明前往北部湾的航线是绕过海南岛而不是穿越琼州海峡。这条路线清楚地标示在一张18世纪初的军事地图上。

海南:绕过钦廉与福建连接

科学家们指出,琼州海峡和海南岛的西南案有来自北部湾的强潮流。在海上航行的人们似乎已经小心地避开了上面提到的这两个位置。一本18世纪的中国书籍给出了更多的理由,为什么这些地点使人们畏惧并回避。它指出,从广东南路的电白地区驶向雷州半岛西部的徐闻地区,有无数的暗礁和隐藏的沙洲,没有人能全部标识出来。除非水手对这条路了如指掌,否则没有人敢走这条路。海南岛的西海岸同样有很多隐藏的沙坝。所以,从这条路航行是极其困难与危险的。

上述提及的所有不同时期的海上航线都是由福建人所记录。虽然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在广东的管瞎范围内,但沿海地区是由南方方言闽语者占有。这些闽语者是中国海洋活动的先驱者。在他们前往大多数东南亚岛屿、雷州半岛、海南以及越南中部和北部并定居下来之前,他们都是以海为生。现有的越南北部的两个家族族谱里记录,他们的祖先在12至16世纪从福建而来,据越南的史籍所载,陈朝(1225—1400年)王室的祖先也来自福建。

我们也知道,在福建泉州,海南和占城的穆斯林商人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条绕过海南前往大越主要港口云屯的航线,也可能早已存在,因为它一直是占婆人与海南和大越从事贸易的最熟悉的路线。这意味着,至少到16世纪早期,这条航线对沿海地区是最重要的。它对于理解福建、福斯林与占婆三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同样重要。

我们试图对过去的10个世纪中,越南北部、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之间的联系进行初步的考察。这些相互联系体现在贸易、人口贩运、海盗和疫情上。这些联系如此之深,并可追溯如此之远的历史,它们之间的水域更应该被认为是乡村道路,而不是国际水域。

有趣的是,在这一背景下,1899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租让”中国海岸的一个港口,他们选择了广州湾,即今湛江,这致使整个北部湾被法国人控制。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主要有三条路线。令人意外的是,所有这些路线是最熟悉的且已多此在本文中提及。尽管广州湾的而名字有点误导性,毕竟这个地方距离广州约400公里远,但法国人似乎看到了雷州半岛与他们6年前刚取得的东京殖民地的天然联系。

作者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主任。

本版图片选自《中国对外经贸老照片1949—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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