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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宝奇兵”的中国“阴谋”
2019-12-07 09:58 作者:卡尔·梅耶 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 来源:中国经营网

文/(美)卡尔·梅耶/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

1922年,兰登·华尔纳发表以下声明:“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已大规模拓展了人类的历史知识,还顺手牵羊从中国新疆带回不朽的历史杰作,以此丰富自己的博物馆。在那方面,美国人没有任何贡献,几乎成为令人倍感耻辱的一件事。”他的声明宣告美国新一轮疯狂“收藏中国”活动的再次启动。

当时,华尔纳是宾夕法尼州亚洲艺术博物馆(今天的费城博物馆)馆长,之后转任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研究员。他以充满乐观的语调为自己的声明收尾:“即便在一处没有任何收获的遗址开展工作,也不会浪费多少时间。中国那片区域如此广阔,我们寻求的信息如此多种多样,几乎不可能一败涂地。我们应在地上、地下全面开展工作。”

“艺术探险”决斗场

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华尔纳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毡帽,蓄着时髦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斯皮尔伯格执导电影《夺宝奇兵》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人物原型之一。

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母亲的家族祖辈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祖辈是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法规的开国者。年轻的华尔纳1903年进入哈佛大学,表现相当活跃,毕业后迎娶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华尔纳的艺术学徒身份,起始于波士顿美术馆。他在此工作期间,该馆征集了北美洲最好的亚洲艺术藏品。1904年他参加过一次前往中国新疆的探险活动。1917年4月,美国投入“一战”前夜,华尔纳已接任宾州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获准离馆前往西伯利亚服役,后在美国驻中国哈尔滨领馆当副领事。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在哈尔滨任美国国务院与反布尔什维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联络官,后来经西伯利亚铁路拼命逃出了俄国。

19世纪90年代末至一次大战爆发,中国及中亚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踏足中国西部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前往中国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馆长福布斯向华尔纳和另一位哈佛人、宾州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贺拉斯·杰恩发出带队的邀请。

在为中国探险队筹款时,福布斯对潜在捐款人信誓旦旦,称哈佛大学拥有“那条早期商贸道路特定遗址的记录,可确保我们发现一些重要艺术品和考古珍宝”。福布斯共筹集了40400美元——分别来自萨克斯、洛克菲勒等人的捐款,其中很多人是萨克斯的朋友和亲戚。

萨克斯是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合伙人之子,时任福格艺术博物馆助理馆长。对中国之行未抱太大希望的他谨慎地说:“华尔纳先生带不回多少东西,也可能空手而归。”尽管如此,他还是稍微乐观地补上一句:“也可能华尔纳带回东西的价值,是我们投入经费的100倍或1000倍。”

兵马俑躲过一劫 黑水城几乎掏空

抵达中国后,华尔纳与杰恩从北京乘火车前往河南,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并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为两人下一段行程提供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和厨师陪同下,这支探险队以一面临时制作的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随后,他们在曾经作为秦王朝都城的西安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曾任直隶总督的端方的朱红印章,清朝覆亡之际他掉了脑袋。

顺便说一句,端方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1905~1906年出洋考察时还收集古埃及文物,是近代中国收藏外国文物第一人。他同来华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伯希和也有交往,后者于1908年赴敦煌石窟探险,卷走大批珍贵敦煌文物带回法国。 1911年端方镇压保路运动时死于四川,后来家中子弟因贫困,在1924年将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以约2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卖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华尔纳一行人离开古都及周边的古代遗址时,仍然高举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在关于那次探险的报告《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中,华尔纳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而正是在那里,1974年当地人打井时,发现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

他们继续前行,到达甘肃泾州,从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据华尔纳所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中蒙边界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6年后,为英属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工作的考古学家、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也来了。据他描述,黑水城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蛮荒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如今那些文物都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已“清理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他的队伍也挖了10天,发现一些佛教壁画碎片、小佛塔,还有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几年后,他满怀嫉妒地从蒙古专家欧文·拉铁摩尔口中获悉,瑞典考古学家沃尔克·贝格曼“设法在那里扎营挖掘数月,搞到一些极好的东西”。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杰恩双脚严重冻伤,只能坐上马车,靠麻醉剂支撑。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终于抵达了甘州。杰恩不得不先返回北京 ,随行带着一路收集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经过安西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巨额小费”揭壁画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在1907年和1908年先后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进行揭取。他用这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华尔纳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揭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他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在质问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或手稿了。于是探险队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也反复辩解:敦煌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他将这归罪于中国人的漠不关心,曾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都揭取得精光,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而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一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手里。1974年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事实上,华尔纳揭取的壁画中,人物面部已完全消失,舞者形象无希望修复,因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另一文物保护专家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一位佛教徒的头部和肩膀”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愤怒的农民 狼狈的“鬼子”

基于首次探险队的有限成果,如西安的雕像、拓片,敦煌的壁画片段,以及不同洞窟的照片,1925年,福格艺术博物馆管理层说服博物馆董事查尔斯·霍尔掏出5万美元,再次资助探险队袭击中国西部。华尔纳只是探险队的名义领队,他一直待在后方北京。

探险队的实际领队杰恩和同伴们离开北京再向敦煌进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瞒着中国政府,揭取更多的壁画。除了杰恩,新探险队还包括未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研究员普艾伦、文物保护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及外科医生和摄影师各一人。那一年,华尔纳42岁,其他美国人都是20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在北京,华尔纳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许可,要求探险队只能在敦煌研究、拍照,并“被最大限度地警告,不能从洞窟转移任何东西”。但是,该探险队的规模、壁画揭取专家汤普森的加入,以及杰恩与福格艺术博物馆之间的通信,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他们的计划远远超过了拍摄记录。他们讨论了从一个或更多洞窟揭取整个壁画场景的计划。其中最大胆“创新”的方案,是汤普森提出的“飞机运输建议”,即每月一次把东西分批运往北京附近的总部,因为飞机上的10小时或12小时,远比马车上的3个月安全。汤普森在给普艾伦的信中写道:“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安全转移每批东西,使竞争对手和土匪望尘莫及,飞机可以完美运送雕塑,漫长的陆运有可能使塑像粉身碎骨。”

3月25日,即离开北京一个月,距离敦煌还有50多天路程时,探险队在陕甘交界的泾川遭遇了一群愤怒的中国农民。大约有20人紧紧抓住马缰绳,不让他们离开,更多农民聚集过来,谴责杰恩打破了一些佛像。探险队拿出现金,想以每件2美元的价格买下那尊大佛像和18尊小佛像。随后当地治安官员抵达现场,交易无效,钱被退回。

那一年的5月30日,上海发生的一次事件(即“五卅运动”)给中国正在升温中的反对“外国鬼子”的愤怒火上浇油。此时,探险队走在前往敦煌的路上。在那种时局背景下,杰恩的队伍刚到敦煌,就立刻被一群愤怒的示威者包围。杰恩赶忙告知华尔纳:“你去年离开敦煌后,当地民众对转移文物之事极为不满,他们发起令人恐惧的公开争论,谴责敦煌当地治安官接受了贿赂允许你带走文物,要求他必须下台。”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福布斯馆长的报告中他写道:“我的结论是,任何试图剥离壁画的行为均属愚蠢之事。自探险队上次光临敦煌以来,情况已发生改变。”

敦煌石窟离敦煌城24公里,探险队必须白天穿越沙漠,还要有警卫护送,单程差不多5个小时,在3天时间里,他们总共只有10个小时干活,拍照还不允许使用闪光灯。因此,除了路上经过时拍摄的少许洞窟照片,这一次“外国鬼子们”几乎徒劳而归。

不再受欢迎的“探险”

多年后的1987年,美国华裔学者陈毓贤出版了《洪业传》,书中透露,身兼秘书及翻译的王近仁“出卖了”探险队,他曾向在美国读过书的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洪业忏悔,称华尔纳首次在敦煌石窟揭取壁画时,他就在现场。洪业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系,通知探险队后续旅程的沿途官员提供保护,但“决不允许他们触碰任何历史文物”。

1930年至1931年,福格艺术博物馆派出最后一支探险队。由于中国已不欢迎华尔纳,那次探险队的领队是奥利尔·斯坦因。由于洪业的阻拦,探险队再次受挫。天津报纸《大公报》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斯坦因的任务是掠夺新疆的文物。新近成立的“中央古物保护文员会”则公开指责斯坦因属于破坏公共财产者,抗议西方机构剥夺了“合法拥有者、最能胜任研究(中国文物)的中国学者”得到文物的机会。斯坦因最后被召回。

作为探险队领队的日子结束了,备受挫折、悔恨交加的华尔纳返回福格艺术博物馆,担任该馆东方艺术研究员直至1950年退休。然而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却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千方百计带走文物,并对自身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有一个还算积极的后续: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华尔纳们”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塞克勒博物馆。本文作者参观时注意到,那里展出的只有那尊观音塑像和两块壁画残片。而在芝加哥艺术学院院长詹姆斯·库诺所著的《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百年收藏》一书中,未将华尔纳“征集”的任何一件艺术品纳入目录。至于敦煌石窟,本文作者1995年前往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壁画的地方,上面仍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本专题文章选编自《谁在收藏中国:美国猎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中文版(中信出版社2017年印行),译者张建新、张紫薇,转载已获授权,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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