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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立足于“令和时代”的历史回眸
2019-08-03 08:56 作者:刘江永 来源:中国经营网

刘江永

开篇语/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日本的令和元年。中日两国政府宣布,2019年为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对隔海相望的两国来说,今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2019年4月30日,年逾85岁的明仁天皇退位,改称为上皇,皇后美智子改称为上皇后,日本的平成时代(1989~2019年)就此落幕。5月1日,明仁天皇的长子德仁即位,称为上今天皇,他是包括神话传说在内的第126代天皇,雅子妃成为皇后,日本进入“令和时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同日,习近平还致电刚刚退位的日本上皇明仁表示问候和祝福。

我们也许不应忘记,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经过深思熟虑后发表的“生前退位”电视讲话。在这不足10分钟的讲话中,明仁天皇8次提到“象征”一词,两度提及日本宪法,似有其深意。他说:

“根据宪法,天皇没有参与国政之权能。这种情况下,此次在重新回顾我国漫长的天皇历史的同时,衷心祈愿今后无论何时皇室都能与国民同在、携手共筑这个国家的未来,以及象征天皇的公务永远不会中断、稳定持续下去,我在此讲述了自身的想法。恳切希望能够得到国民的理解。”

“天皇”建制 盛唐渊源

“明仁谈话”令我深有感触。2018年,我曾就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提出一个概念——“知的外交”。我以为,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或许只有在真正了解、知道日本漫长的天皇历史及其与中日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才能理解上述“明仁谈话”的真谛,把稳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受上述“明仁谈话”的启发,本文拟结合中日关系新时代的特点,从日本天皇制演变的视角对中日关系做些观察与思考。

据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于公元前660年建国即位,而实际上这是神话传说。从第二代绥靖天皇到第九代开化天皇,只有年表而无政绩或事实记载,日本史称“欠史八代”,前14代天皇是否存在难以确认,不排除其中一些是根据当时统治日本局部地区的国王或“大王”虚构而成的。中国南朝时期的《宋书》把遣使朝贡的倭国君主称为“倭王”,史称“赞、珍、济、兴、武”的“倭五王”。 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38年,魏明帝曾诏封日本邪马台国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

自推古天皇(593~628年在位)起,日本天皇制的变迁是一部日本史的写照。日本学者指出:如果没有中国的皇帝制度作为借鉴,可以说就没有日本的天皇制,天皇制的根在中国。

换句话说,日本古代天皇制正是中日交往的产物,它伴随不同时代背景和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并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大体经历了几个历史时期,以下逐一分述之。

“令和”难免“汉唐之风”

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大致相当于中国隋唐时期,此前中日已有交往。隋朝(581~618年)统治建立后,隋炀帝下令开凿了全长4800余里,自江南通向西北都城洛阳的京杭大运河。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传入日本。这一时期,日本出现第一位女皇推古天皇,其侄子圣德太子被封为摄政王,他根据儒学思想制定了“官位十二品”“宪法十七条”。公元600、602年,日本曾两次发兵攻打朝鲜半岛的新罗国未果。此后至614年,日本共派出6次遣隋使。

公元607、609年圣德太子两次派遣特使小野妹子(男性)访华,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意在与中国皇帝处于对等地位,发展关系,以确立自身在日本的正统性,但此举引起隋炀帝不悦。这是日本首次正式对外使用“天皇”称呼。

其后,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熟读中国典籍,效仿唐朝律令政治制度推行改革,首次使用的年号“大化”,取自《易经》中之语句“大化流衍,生生不息”。经过公元645年“大化改新”,建立起古代天皇制和以天皇为中心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国名从倭国改称日本。

自此以后1364年里共90代日本天皇的年号,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直到今年安倍内阁确定的天皇新年号“令和”,才第一次选自日本古籍,即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诗句“初春令月,气淑风和”。

但上述诗集的写作,仍深受中国汉唐诗文的影响。如中国东汉天文学家张衡(78~139年)所写《归田赋》中早有“仲春令月,时和气清”之句;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303~361年,一作321~379年)《兰亭集序》中也出现“天朗气清,惠风和”之句;唐代文人薛元超(622~683年)的《谏蕃官仗内射生疏》中则有“时惟令月,景淑风和”的描述。

千年交流 礼尚往来

公元663年,日本天智天皇(661~671年在位)年间,中日围绕朝鲜爆发了白村江海战。这是中日首次交战,以唐朝和新罗联军获胜告终,此后900多年日本未敢再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710年,日本定都奈良,进入奈良时代(710~794年),这一时期适值中国的盛唐,也是日本输入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他们以唐朝集权国家为典范,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日本皇族能仿作唐代汉诗,皇室特别是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光明皇后酷爱佛教等中国文化,在此期间派出遣唐使20次(到达15次),每次都是上百人随船而至。中国赴日唐使(含唐驻百济镇将)8次。有据可查的日本遣唐留学生26人、留学僧90人,共计116人。中日友好交往达到历史的高峰,阿倍仲麻吕、鉴真、空海等双方重要人物交往的佳话传颂至今。

比如应圣武天皇邀请,公元753年,66岁的中国扬州大明寺和尚鉴真第六次渡海赴日终于成功。他在奈良东大寺为圣武太上皇、光明皇太后、孝谦天皇(女)及皇族、僧侣约500人授戒。如今,除了鉴真和尚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之外,奈良的东大寺和正仓院,也完整地记载了古代丝绸之路与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

正仓院原是东大寺的皇家珍宝藏馆,整体为木制结构,是世界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木制仓库。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日本迄今保留中国唐代艺术品最丰富的宝库,现由皇室的宫内厅管辖。它收藏的圣武太上皇650件遗物,距今已有1260多年的历史。它还收藏着古代日本皇室用品和各国贵重礼品约9000件,如漆胡瓶、琉璃杯等精美实用工艺品,大多是通过古丝绸之路由地中海地区和波斯传入日本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正仓院收藏了世界现存唯一的古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与敦煌壁画飞天手中的琵琶相似),是公元756年光明皇太后收录在《国家珍宝账》中圣武太上皇遗物,为中国唐代珍宝之一。院内还有不少文物是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日本的唐代珍品。例如,王羲之《丧乱贴》的唐代拓本,上面盖有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延历敕定”的方印。

日本的养蚕制丝技术,是公元3世纪前后从中国传入的,历史悠久,绸绢制品精良。如今,美智子上皇后酷爱养蚕,曾把自己在宫中收获的蚕茧产出的生丝送往正仓院,用于修复古代的桑麻文物。

兵荒马乱 中日疏远

日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92年)后,从模仿唐朝的律令政治转向武家政治。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登基的公元887年,实权旁落到身边重臣藤原家族手中。藤原家族通过联姻,以及设立并独揽“摄政”“关白”两大要职,控制他们拥立的幼小(或弱智)的天皇,主掌朝政,迁都平安(今京都)。

中国唐朝末年及宋朝都曾出现过兵荒马乱的时局,北方游牧少数民族不断向南武力扩张,最终导致南宋灭亡。这一时期,日本不再需要借鉴中国的政治模式实行国内统治,不仅未派遣宋使,还对中日民间往来有所限制。

尽管如此,日本皇室及藤原家族对中国唐朝盛世依然推崇,北宋范仲淹、南宋朱熹的思想学说,也继续传入日本。

例如,清和天皇(858~876年在位)的第一个年号便援用了唐太宗的年号“贞观”,期盼日本也呈现“大唐盛世”。圆融天皇(969~984年在位)的年号也选用过唐德宗年号“贞元”,以强调自己是正宗的一国之君。

幕府掌权 分分合合

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及政治家源赖朝,在击败竞争对手平氏后,被天皇封为“征夷大将军”,在镰仓建立起幕府统治,日本进入镰仓时代(1185~1333年),即日本所谓的“中世”。此时,天皇权势被架空。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2.5万人,从韩国的合浦(今马山)渡海,侵袭日本九州外海的对马岛和壹歧岛,失败而归。1281年,忽必烈又派14万元军,分别从韩国的合浦及中国的元庆(今宁波)再度入侵日本,但惨遭失败。这两场战事,日本史称“蒙古来袭”或“元寇来袭”。元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次进攻日本都遇到台风,战船损失惨重。日本称之为“神风”,从此开始相信日本是“神之国”。

然而,日本因皇室内斗,武士割据,镰仓幕府灭亡后分裂为南北朝时代(1333~1392年),与中国交往仍不正常。其后,日本进入室町幕府时代(1392~1573年),皇室衰败,南北朝对立,内战不断,日本史称“战国时代”。

这一时期因倭寇不断骚扰中国沿海,中国明朝政府一度被迫实行海禁。室町幕府第三任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与明朝修好。永乐年间明成祖开始同意中日开展“勘合贸易”,允许日本十年一贡。1404年至1547年,日本派共出17次勘合船队。

讲到这一段历史,不禁联想到1954年10月11日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的一段谈话。周恩来说:

“我们两千多年来是和平共处的。如果说历史上中国有一个民族侵略过日本,那就是元朝的蒙古上层。但是,他们打败仗回来了。六十年来中日关系是不好的,这已经过去。我们应该让它过去。历史不要再重演。我想这能够做到,因为中日两国人民中存在着友谊。”

明末清初 “和战”交错

经历了短暂的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年),日本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年)。1590年,织田长信(终结室町幕府统治的大名)继承人丰臣秀吉统一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的内战。丰臣秀吉获得“关白”要职后,欲借天皇以令诸侯。1592年和1596年,丰臣秀吉两度率军侵朝,兵败病故。

1603年,与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并称日本“战国三杰”的德川家康,迁都江户(今东京),建立起德川幕府统治,天皇又一次成为摆设。1609年,九州西南部的萨摩藩入侵琉球国,拉开了日本向南武力扩张的帷幕,也埋下了近世中日对立的祸根。

1654年,应日方长崎和尚邀请,中国福清万福寺大和尚隐元(原名林隆琦)赴日传授的“黄檗文化”(唐中期发源于福建福清黄檗山),在思想、文学、语言、绘画、书法、篆刻、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饮食等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后西天皇(1655~1663年在位)特意在京都西北面的宇治赐地,修建了日本的黄檗山万福寺。1673年,隐元大师被封为“大光普照国师”。如今,中国福清市与日本宇治市这两座黄檗山万福寺都保留完好,成为中日两国佛教与文化友好交流的象征。

“军国”歧路 后事之师

1868年,德川幕府在倒幕战争中垮台,日本确立了以睦仁天皇(即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制,走上脱亚入欧,带有封建专制底色的帝国道路。日本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年)。

1871年,中日刚签署《中日修好规条》,翌年日本便开始侵吞琉球,要求清政府修约。1879年彻底吞并琉球国,改称冲绳县。1898年明治《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天皇统帅陆海军。”

其后,日本又通过《皇室典范》《军人敕谕》《教育敕语》等,从体制、军队到全体国民建立起一整套天皇集权统治,从明治天皇、大正天皇(1912~1926年在位)到昭和天皇(1926~1989年),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统揽日本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军队、开战、媾和等一切大权。

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大部分都是在天皇主持的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

二战结束后,作为日本国和日本国民象征的昭和天皇对此表示忏悔。1978年10月23日,邓小平访日,出席中日互换和约批准书仪式。裕仁天皇和良子皇后在皇宫“竹间”会见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与日本天皇会见、握手。会见时,邓小平说:“中日条约可能具有超出我们想象的重要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

裕仁天皇放下政府预先起草的谈话稿,坦诚表示:在日中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期间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的,那已成为过去。今后两国要永远友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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